“给我拿杯酸味威士忌，浓点。”
　　兰德尔离开了房间。
　　出门后，他迅速地离开了，他内心祈祷着，向楼下酒吧间走去。
　　将近20分钟过去了，兰德尔回到五楼他的门前。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的侍者手端托盘，托盘上是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杯酸味威士忌，他不知他是否会不得不把两杯都喝下去。
　　但是罗伯特·莱布朗还在那儿，仍然坐在桌边，夹子合着放在身旁。
　　兰德尔让侍者退下，把那杯酸味威士忌递给老人，莱布朗接过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那是一种奇怪的，听起来很苍凉的声音说，“你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我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写那本假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的。故事不长，但却是空前的。这个故事必须得公布——你，兰德尔先生，要成为它的使者——把关于这基督新生的谎言的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
　　莱布朗驼着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用一种毫无感情的单调语气向坐在他对面的兰德尔讲述着他未被遣送到法属圭亚那殖民地前的青年生活。
　　莱布朗用了半个小时讲述他在蒙特帕纳斯的贫穷卑贱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就发现自己具有诈骗和伪造的才能，于是他在巴黎过着小错不断的生活。他不断地被捕、判刑、释放。最后当他妄图以伪造政府文件而得到永远的舒适的自由时，他被法国安全机关发现。
　　尽管兰德尔在24小时前听说过一遍这些情况，但他还是认真听着，因为莱布朗是他的消息源泉。兰德尔不想让他这位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密友知道不到24小时前，他刚刚从弗鲁米那里听过这些事，等待着莱布朗讲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非常想知道。
　　“所以，就这样，”罗伯特·莱布朗说，“伪造政府文件被发现后，由于我在法国因为小罪已入狱四次，我就理所当然被归入不可救药、无廉耻之心的一类人里。我被判送到法属南美圭亚那充军，在那里我将度过我的余生。这个殖民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魔鬼岛——那里有五座监狱，其中有三座分别建在三个小岛上，只有最小的那个不足1200码的小岛，才叫做魔鬼岛。这个岛是专为华莱士建的——像阿尔弗雷德·德里弗斯船长，他曾被以涉嫌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而被关在这里。这个监狱里最多时也没有超过8个人。离圭亚那海岸9英里海面上的另外两个岛叫做罗亚岛和圣约瑟夫岛。在大陆上的两座监狱离凯银市不太远，叫做圣劳伦监狱和圣让监狱。我被送往圣约瑟夫岛上。”
　　莱布朗的嗓子干了，开始有点沙哑。他把那杯酸威士忌端到唇边，喝了一大口，然后清了清嗓子。
　　“你在哪一年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兰德尔问。
　　“那时还没有你，”莱布朗咕哝着说，“1912年。”
　　“那里跟书上写得一样差吗？”
　　“比书上写的恶劣多了。”莱布朗说，“当逃出去的罪犯写到这里时，他们只是写到这里的残酷和他们所受的痛楚，但是在某种程序上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成一部传奇故事。事实上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什么魅力十足的地狱。只有照片才精确地描述这里：干燥的断头台。在那里你每天都受刑且欲死不能，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比死还难以忍受。普罗米修斯是比圣彼得更伟大的殉道者。1912年，我乘拉马蒂聂号轮船被运往圭亚那，没有住在船舱里而是呆在铁笼里，还有90个人在船的右舷。建这个充军地最初的想法是让罪犯自我觉醒，自我拯救。你可能难以置信，这些岛屿的官名竟叫做致意——拯救群岛。但是，正如所有的宗教组织一样，字的初衷被败坏了。当我被发配到这里时，它的哲学是——一旦一个人做了罪犯，他就永远是个罪犯，谁也拯救不了他。他是个野兽，应该把他折磨致死，永远不允许再次干扰社会。”
　　“但现在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意志力，”莱布朗狠狠地说，“我有理由活下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但不是在刚开始时。刚开始时，当我还以为自己是个人并试图表现得像个人样时，他们提醒我，我只是个动物，连动物也不如。我该怎样说刚开始的两年呢？说生活残忍——说它不是人的生活，这都仅仅只说了其中的万分之一。听着，白天蚊子成群地叮你遍布全身的脓疮。小虫子在你的指甲下面咬着，红蚁啃着你的双脚。夜晚那些吸血蝙蝠吮吸着你的鲜血。经常患痢疾、发热、血毒症、坏血病。你瞧。”
　　莱布朗张开嘴，把嘴唇往后缩。露出廉价的假牙上面红里透蓝的牙床。“我怎么失去的牙齿？它们是因为一种坏血病才掉的。我每次吐痰都要吐出两三颗牙。我被列入渣滓一类，也就是说我永不得离开殖民地。在圣约瑟夫岛，我从早到晚在太阳下面用锤子砸石头。如果我反抗，我就会被投进隔离室。你知道孤独在这个岛上意味着什么吗？监狱里有三个分区——常规监狱、隔离室和疯人院——其中最无人道的就是隔离室。我会被投进一个水泥坑中，这个坑8英尺宽、12英尺深。没有顶，只是有铁条在上面封着。在坑里有一个木凳，一个便壶，一条两年换一次的毯子。腐败的空气和人粪便的恶臭足以使你窒息。在隔离室里，每天必须在水泥坑里呆上23个半钟头，只有半个钟头让你到院子里换换空气。常规监狱也好不了多少，有时还更差些。特别是一到夜晚，当你想在木头小床上睡一觉时，那些性反常者和同性恋者就会袭击你。一天又一天，总是一样的饭。早餐除了咖啡外别无他物，一点热水加上几片捣碎的菜叶就可以叫汤。一片硬面包，三盎司腐烂的牛肉是午餐，晚饭是干豌豆或者发霉的米饭，我瘦得皮包骨头。拳打、脚踢、鞭子抽，被看守折磨，那些看守是邪恶的哥萨克人，野兽般的外籍军团士兵或以前的警察。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自杀，死后被放在竹林中的墓地以求解脱。后来，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不管怎样，我这么认为——于是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那个传教士，”兰德尔想起来了。弗鲁米曾提到过一个法国的天主教传道士，他曾在莱布朗最绝望的时候与他交上了朋友。
　　“大约离圣劳伦10英里，靠近了马洛尼河的地方有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是沼泽地和浓密的丛林，”莱布朗继续说，“这里有政府机关，看守居住的小屋，一个锯木厂，一个医院，一个监狱，还有一座特别的小屋，这个地带叫做圣让营地或圣让监狱。由于这里有300多名带着他们的脓疮、伤口和深陷着眼睛的犯人，这儿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他们睡在满是脓水和粪便的地板上，吃的是捣碎菜叶汤和生香蕉。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把丛林中的树砍下，然后像马一样被驱赶着将这些木头拉到村子里。当我被遣送到那里时，奇迹就出现了，我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样的地狱般的洞穴里吗？”
　　“是的。因为开阔地中那座特别的小屋。我提到过它，是吗？”
　　“你提过。”
　　“那是营地的教堂——我所知道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罗亚岛上没用过的小教堂算上的话。除了斜屋顶是木制的外，其他部分全是石头垒成的。四面墙上备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当然，它只是一个供外国看守、法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里面还有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莱布朗停下来，努力唤起对这位牧师的记忆，最终他说，“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从里昂来的虔诚的身材瘦小的法国传教士，他主管着圣让教堂。他也常到医院里探望囚犯，不时也探视一下大陆和岛屿上其他监狱的犯人。”
　　“你说他是整个殖民地唯一的传教士？”
　　“唯一的一位，”莱布朗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自我修正道，“不，当我刚到时，还有别的传教士。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驱逐了，除了一个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传教士为什么被赶走了呢？”
　　“因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诉我的，原来那些传教士决定拯救圭亚那被剥夺自由的绵羊——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军祈祷会来引起世人对囚犯苦难的注意。这激怒了法国政府，这些传教士被召回，并且一切宗教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传教士允许留下来。”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