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看见自己的烟斗中的烟丝已经烧成白灰。他放下烟斗，呷起荨麻酒来。他后悔这次使命。他倒喜欢在别的场合下结识乔纳斯博士。这种交谈，并不陌生，本来可能令人很激奋的，可眼下，因为这件他被要求去做的事，它成了行贿前的等待和序幕，说好也好不了多少。可话又说回来，他告诉自己，这项工作不只是查普曼博士的，也是他本人的，他在其中的成分比霍勒斯或卡斯更多，因此必须加以保护。
　　“……没有严格的检查，没有冷静的控制，所以我认为它是错的。”乔纳斯博士于是说。
　　保罗紧张地集中起他的智慧，竭力寻找他遗漏的东西。很显然，乔纳斯博士只是在讨论会见的方式方法。
　　“这种志愿组合不能给你提供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对象，”乔纳斯博士继续说，“那些志愿交谈的妇女——”“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保罗打断他的话说，“难道能够采取挨户按门铃或者在报纸上发广告？通过打电话或把她们堵在街道的墙角处来选择要调查的具体人吗？或者把许多人看不懂或者大多数会弃之不顾的那些问题单寄发给她们吗？联邦调查委员会通过了我们的方法论和统计程式。”
　　乔纳斯博士点点头。“你们已经通过了。其他人的那些方法不如你们所采用的这一种精确。不过，有比你们还好的发现真理的办法可用。我对此非常肯定。现在我不想扯远去讨论它，我想讨论你们用的办法。”
　　“说下去。”
　　“查普曼博士把如此大的信赖放在妇女组织的代表性上。
　　我想这大可怀疑。我有一个疑点，就是最代表美国妇女的人并不属于任何正式的组织或俱乐部。她们不是那些参加者，这就使得她们与你们所会见的很不相同。你们的不包含她们中的任何人。你们甚至连妇女组织中全部成员也包括不全。”
　　“足够了，在布里阿斯，共有220名已婚妇女，大多数都志愿参加——确切点讲是201个。”
　　“按照我的情报，保罗，这是罕见的高，我相信，只有9％——你们所挑选的每一百组中的9％——志愿报名了，百分之百的妇女会成员。”
　　“哦，是——”
　　“我坚持认为，那些俱乐部中不愿意参加的妇女，是些具有性偏见和性拘谨的人。你们得到了一些极愿抛头露面的人——我用这个词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那些心理狂荡的妇女很想说。”
　　“我们已扣除了这种类型的。”
　　“这还不够，保罗，还不够。我相信你熟悉布兰狄斯的亚伯拉罕·H·马斯罗的工作。他也雇佣女性志愿者进行性研究，可是他获得一些极其有意义的东西。10个志愿者之中有9个进行了测试，发现她们自尊心很强。她们被发现属于特别类型的妇女，具有进攻性，很相信自己。一般说，这些都不是处女，她们在性行为方面是不循常规的，她们是手淫者。每10个人中有一个自信力很低，属于不志愿参加者那类的人。她犹犹豫豫，很拘谨，而且她通常是处女，很保守，不是手淫者。
　　我感到，查普曼博士调查的很自信的妇女太多，而其它的却嫌不足。再就是会见本身存在着记忆问题——”因为保罗对马斯罗的研究一直很感头痛，他决定对它不予理睬，而去抓最后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说一些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所了解的情况。毫无疑问，许多妇女表现出想隐瞒真实情况、省略或修改或扩大。不过，一旦她们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客观，多么急于获取事实，她们通常对我们开诚布公地讲实话。”
　　“你怎么能够如此肯定？因为有你们的‘复计法’吗？”
　　保罗难以掩饰他的惊讶。这种“复计法”是个非正式的对外保密的名称。查普曼博士从已故马萨诸塞的朱利安·格里德博士那里继承下来一批无法估价的文献，给它们起名叫“复计法”。1909年9月当有争议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唯一的一次访美露面时，格里德才是个在克拉科大学读书的19岁的学生。弗洛伊德发表“论心理分析五讲”的演说，年轻的格里德被迷住了，特别是他的第四讲有关性的演说，对格里德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即刻决定当一名分析家。一旦他开始实践，格里德博士发现，丈夫和妻子对婚姻中的同一事件看法很不一致，这一点把他完全吸引住了。不久，格里德在他的休息处，专门受理能够分别与丈夫和妻子接谈的例子。他把这些夫妻调查的长篇记录仔细地保存着——一共203对夫妇——并建立了夫妻差异的百分比，特别是在他们的性行为的自由交往方面。
　　当格里德博士在一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他的发现小结。
　　时，他的热切的读者之一便是查普曼博士。后来，在他开始进行单身汉调查时，查普曼博士立即主动地写了封长信与格里德联系，很快得到了那位老分析家的统计资料和方法。依靠这些，他在后来的会见中将失误扣除了。格里德博士去世以后，他的文献按其遗愿给了查普曼博士，后者从这些论文中选取了更多的自己需要的东西。“复计法”是他们私下给格里德的论文起的名字，这个叫法也只有查普曼博士和他的合伙人知道。
　　它从来没有发表和对外公开过，作为一种秘密的衡量尺度不让外人知道。然而，保罗不无怀疑地告诉自己，这里的乔纳斯博士似乎知道一切。保罗猜想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查普曼博士把他所有的程序告诉了佐尔曼基金会，从而也泄露给了乔纳斯博士。
　　“不错，除别的检查办法外，有复计法。”保罗听见自己说。
　　“我得承认，你们能够对那些有意识的撒谎留有余地，这一点，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过，你们如何查出无意识的撒谎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种情况？”
　　“一个已婚妇女明天来见你。你提问你们定好的问题，她做了回答。她想要忠实回答，她也忠实地回答了，或者说，她相信是这样，而你也相信是忠实的。不过，对孩提时代和青春期的记忆是模糊的，有失误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为并不总是真实的性行为。弗洛伊德这点说得很清楚，你是与妇女的漫不经心的搏斗。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话告诉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压在心里的话告诉你。她可能把异想天开当成事实来述说，而到现在仍然相信它们是真的。分析学家称之为遮蔽了的记忆说给你，旧记忆上叠起了新记忆，这样旧的记忆便被歪曲了。”
　　“我们的提问，都冠以不同的词语，一般说跟得上。”保罗说。
　　“我怀疑它。对成打的提问，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实的回答重复十几次，因为她相信那是真实的。同样，她可能躲开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坚信它们从来没有发生。我仅仅是说，只靠那公开的、明显的、有意识的回答是不够的。它没有说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它的精确度是足够了，”保罗固执地说，“你建议怎么干？
　　你不能把每一个志愿者进行全面分析呀。”
　　“如果她处在安密妥麻醉状态下，我倒更相信单个人。”
　　保罗摇摇头。“我的上帝，维克托，让3000名已婚妇女谈及她们的性行为而没有要求化验血清也够艰难的了。你倒要对一小撮下功夫。”
　　“如果你依赖她们所说的话，”乔纳斯博士温和地说，“也许一小撮倒比3000个好。”他站起来，漫步走到窗前，将它关闭。“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过几百个已婚妇女的诉状。我曾经是洛杉矶调解法庭的五个婚姻律师中的一个。这是法律的事。如果离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诉，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传票必须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师谈出意见。一年时间，我们受理了1000个案子——使一半维持住婚姻。我现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