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猜想自己来了劲头，昨晚半夜时索尼姬硬逼着我上床睡觉。”
　　凯思琳对詹姆士·斯科威尔怀着一种熟悉的好感。他是那样地闲散和不唐突。他给人的印象几乎有6英尺高——他的头被拉进那疲惫不堪的、耸起的肩膀里去的样子，倒像一头龟，为了防护把头朝里缩，这样一来，就让人难以精确地估计他的高度。他长着一头无光泽的灰黄色的头发，一张和蔼的生满雀斑的脸，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一个向后削的下巴。他的衣服使人看起来总像是穿着睡过觉一般。是拉德康飞行队的梅特斯盖尔，安排他为博伊恩顿写传记的。
　　梅特斯盖尔是个有钱、身份显赫的人物，但是橡所有的通过办公室和电话升迁上来的过着案牍生活的男人一样，他崇拜敢于行动的人。虽说他雇用过博伊恩顿，但他知道，博伊恩顿并没有为他工作。博伊恩顿只属于他本人，除了那些直接通向上帝的道路外，他什么途径也不尊重。这一点，亦如博伊恩顿的不顾一切的勇气一样（在大多数男人身上，生来知道害怕，不过按博伊恩顿的情况，正如只有凯思琳才知道的那样，他生来就冷漠麻木，而且有古怪好奇、自高自大的神性的意识，他太年轻、太有用，而不该让死亡来碰他），使梅特斯盖尔反而请求他。
　　当博伊恩顿在那次喷气机试飞中，在熊熊大火中栽下去，撞碎在维克托维尔附近的灼热的沙漠上时，梅特斯盖尔（不光他自己）拒绝接受他的偶像必然死亡的证据。为使他仍然活着，永远活在其他人的梦中，梅特斯盖尔构想出写传这一招。
　　他一边答应曼哈顿一家著名的出版商保证5千册的预先订数（准备在顾客和空军人员中散发），一边把写的计划付诸实施。
　　此后，他到处物色合适的撰写人。他不想要任何会作文字游戏的人，不想让这样的人把自己的品格硬塞进这篇伟大的遗嘱当中去。要的仅仅是一条人的传送带，把这项产品传出来，包装好，然后把它分送到公众手里。
　　通过对他所曾收买和雇用过的撰稿人的筛选，他记起了詹姆士·斯科威尔这个人。他记得，斯科威尔曾经写过几篇有关拉德康的很有力的文章。因为他记得斯科威尔的笔力，而不是他的外貌或者性格，他知道斯科威尔就是合适的人眩他把斯科威尔从他在威尼斯的海岸边的家中引来（有一次，因为递几封旧信，凯思琳曾经访问过这间很单薄的小房子，发现里面设备简陋，家具不足，很是可怜。在那位作家的妻子、一个穿着吉普赛服装的面色憔悴、形似巫婆的姑娘面前，她真有点感到不自在），接着梅特斯盖尔便交给了他这份差使。他能从出版商那里领到3千美元，还能从梅特斯盖尔那里领到另外3千。
　　斯科威尔被这笔他曾经知道的最大数目的钱弄得眼花缭乱，梅特斯盖尔很是高兴，斯科威尔听取了他的简单介绍后，便准备动手。万事俱备，只缺凯思琳答应合作的正式手续。就她的本性而言，对这一切都是持抵制态度的，但是，到了最后她知道，梅特斯盖尔——以及千千万万像他那样的人——必须树他们的纪念碑。连着两个周的晚上，又是录音，又是翻信和剪辑，这位作家便从凯思琳那里弄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现在，他像发狂般地拼命写。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就会很快把妻子和本人搬到桑弗南多山谷中一所比较宽敞的平房中祝凯思琳喜欢斯科威尔，也许因为他几乎没有男子汉的气派的缘故。
　　“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工作得时间长一些，”她很抱歉地说。“正巧碰上我们的俱乐部——我们这里的妇女们——准备与乔治·G·查普曼会见，委员会指派我通知她们。”
　　斯科威尔抬起头，他的眼泛了眨，脸上露出不太明显的恐惧神色。“查普曼博士？您是说他准备会见您？”
　　“怎么，是的，当然是——我们所有的人。”凯思琳说，她不无吃惊地说。
　　“但是你不能。”他无意中冲口说了出来。
　　凯思琳完完全全不知其所以然了。“为什么不能？”
　　“这不适当。您不仅仅是个普通人。您是——哦——您与博伊恩顿·鲍拉德结了婚。那……把您与‘他’夫妻间的私生活告诉某个生人不太合适。”斯科威尔说到“他”这个字时，好像他是在说耶和华。
　　凯思琳凝视着斯科威尔，而且立即明白了话中的含义。
　　他，也像梅特斯盖尔，像那不露面的公众一样，有一种渴望信仰什么人的需求。真正的英雄毕竟太少了，因为他们通常都活得很久。一个德国人，大概是戈塞，曾经说过“每个英雄最后都成了使人厌烦的人”，这倒是真话。不过，要成为一个英雄，一个在火焰最烈处被烧成灰烬的英雄，应该指望获得永垂不朽的荣誉。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她曾经是英雄的一件动产，她就必须被用祭礼保存起来，与他一起埋进坟墓中去，使之圣洁化。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的纯洁和品德，还有他的人格，这比纯粹的死亡更重要，必须继续存在于身上。据此，她领悟出斯科威尔的痛苦所在了。如果她向一个生人揭露出这个英雄野兽般的习性、一些卑鄙的私通细节，展示他一直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具有肉体的低贱需求和弱点，她就等于亵渎了神圣的记忆。
　　她从眼角瞅了一下斯科威尔，见他的头向里缩，弯曲起来，忙着检查他的空白黄纸。她真想知道，如果他哪怕稍稍想象到她脑子里真正在想什么，他会作何感想。因为她正在想，16个月前当男人死去，英雄被埋葬时的那个暗蓝灰色的傍晚时刻。
　　她曾哭泣过，那是当然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到沉痛的悲哀。但是，假若有一杆秤能够衡量感情轻重的话，她的这种悲痛并不比她对远方匈牙利殴斗的街道上的死者，比对遥远的车祸中死去的秘鲁人，比对贝尔爱尔游泳池中发现淹死了一个孩子所感到的悲伤更沉痛，这种悲伤是那种对人的状况所引起的悲伤，那种生命与希望的不公平，它供给活着的如此之多，然后又如此之快地撤回去。这便是她的悲伤，而且仅此而已。至于对那个人，她所生的孩子所采用其名的那个人，她所洒的眼泪，不是爱的眼泪，而是宽慰的眼泪。谁能理解这一点？
　　“也许，你说得对，”她最后对斯科威尔说，“好了，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