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然喽，在她们所围的丝巾、所戴的五光十色的太阳镜、所穿的宽松的毛线衫和紧身短裤的外表下，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她们所坐的外国运动车，所穿的短皮大衣以外情况还很复杂，在修剪整齐的树篱和精心整修的榆树以及那些宽敞、华丽的房舍背后，还掩盖着更多的事情。因为，对那些对此生活馋涎欲滴的旁观者来说，她们并未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和理解。这里的现实，其困惑难熬的程度恰似其外表的平静安乐程度。她们不可能理解，对于布里阿斯1万4千居民中的许多人来说，此时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也是他们最暗淡的日子。
　　布里阿斯的秘密气息，保持得如同任何一处共济会的仪式一样，局外人不得而知。对它的大多数妇女来说，是空虚、单调、令人厌烦和深感迷惑的。情况常常如同客厅中所流传的笑话所说的那样，这些当地人并不安宁。弊病出在美国人和已婚妇女身上。不过，布里阿斯的那些妇女宁愿相信，那纯属她们自己特有的。然而，她们很少直接公开地这样点出来，因为既然过着如此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又说感到无休止的困苦和不安，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当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还是单身和满怀追求欲望的时节，她们所想要的就只有结婚和舒适，穿一件诸如最心爱的外套那样令人激动不已的保护衣，可以任意选购诸如一方面纱的购物财力和住进一套套间的乐园里等等，凡此种种的享受。现在，她们终于结婚了（或者曾经结过婚），且已过了2年或5年或15年，生活很舒服，很有规律，而且很安全，在社会上处处受到钦敬。不过，还是总有点不满足，有一股说不出的渴求更多的东西的味道，她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但是要让她们准确点说出她们想要什么，即便是对她们自己，她们也解释不清。
　　就这样，她们使自己沉湎在毫无意义的约会、聚会、慈善义举、各种活动、周末飞行等无所事事的迷惘之中。为了停止去想那里并不存在的东西，她们用伏特加、安眠药、安静丸、性试验，把自己的感觉弄得模糊迟钝起来。就这样，每一个可怕的早上延宕过去了，生活毫无变化地继续下去。要不是偶尔意识到一丝灰发竟敢冒了出来（很快被漂抹掉），发现双乳非常轻微地向下松垂（立即用最新的上托乳罩托起），臀部的肌肉不再那么富有弹性（快速地用机器手和瑞典敲击手敲打结实），看见孩子们越长越高（不过这时，时间这个敌人最终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斗过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越来越短了），要不是意识到以上的情况，生命倒像成了一个真空，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止。
　　早上9时5分，那辆长长的、灰色的旅游车，从布里阿斯的风光秀丽的通衢大道冒出来，转入桑塞特·博尔瓦德的行车道，沿着下坡公路向目的地海滩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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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她那宽阔的乔治时代的一层楼前斑斑点点的沥青环形车道上，凯思琳·鲍拉德向坐在小型客车后座上的4岁女儿戴利达而招了最后一次手。这辆公用的汽车，每天带她到韦斯特伍德的先进的托儿所学校去。
　　汽车绕过楼角消失之后，凯思琳在汽车道上逗留了一会儿。她仔细地看了一下附近的黄玫瑰花坛，特别留意那行枯萎了的玫瑰，提醒自己，一定别忘了请教艾托先生应用什么喷洒处理方法。起初，她在几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些玫瑰的不正常状态，但是，因为触景生情，由花联想到自身，倒把这事很快忘却了——在不经心的旁观者眼里，没有注意到这外表的似锦繁花，竟掩盖了根底深刻的内在疾病，除非人们仔细观察，要不，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来。
　　她从玫瑰花坛上把视线移开，越过宽阔的绿色的草坪，透过能够隔断外界任何人，但却隔不断来自本身的侵扰的那层厚厚的簇叶，凯思琳仍然看见，那辆熟悉的灰色观光汽车缓缓离开走下山坡的最后景象。她没有戴手表——这天是艾伯蒂恩日，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天放亮时吃了一丸安眠药，竟一下子睡过了头，几乎来不及穿上早餐服和给戴利达丽穿衣上学。不过这时，一看见这观光汽车，才知道已是9点以后了，而且意识到，她必须去做昨夜前答应格雷斯·沃特顿自己应做的事情。
　　她快快地折转身走回前外通廊，在精美的修有沟槽的廊柱间向前挪动，越过那高高的盆栽丝柏，进入那山洞似的、空旷的、雅致的房屋。她对眼前的时光，怀着抵制、幽怨的心情。
　　一旦走进厨房之后，便关闭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加糖，将它端着走向那张白色的胶木小餐桌。她将咖啡放下之后，又从电话机上端的食品橱里找到一盒香烟。她一手拿着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转回桌子边。
　　呷过第一口热乎乎的咖啡之后，接着便专心于早上开门第一支香烟的仪式之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她感到暂时的慰藉。她继续吸着，她那拿着香烟的被尼古丁染黄了的细长手指，也抖动得轻一些了。过了一会儿，她把吃剩半支的香烟在瓷烟灰缸里碾死。那只烟灰缸上印着褪了色的富有传奇般的字迹“东京·帝国饭店”。它仍被放在桌子上，过去博伊恩顿把这只烟灰缸放在那里，好让自己时时想起过去的荣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换上使她不那么受刺激的另一只烟灰缸。不过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咖啡仅仅有点温热，她立即一口气将它喝光。如此地武装了一下之后，她最后打开了那个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两张纸。第一张上，格雷斯整整齐齐地用打字机打上了12个妇女联合会员的人名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凯思琳扫视了这串名单，她们不是朋友，就是邻居或相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把派给她给每个人都打电话的任务搁置下来。
　　昨天晚上格雷斯扔下这个文件夹之后，在这位大岁数的女人那指派性的强人之意的热心肠面前，凯思琳立即感到无可奈何了。格雷斯·沃特顿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她那灰色的头发，每周让一位男理发师整几次型，整成像是假发式样。她人小巧，爱搅和，说话唠叨。她的孩子结婚之后，有两年工夫，她曾经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
　　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罗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饨之中，虽说这样做，有停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