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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的傍晚，天气终于变得温和，不那么炎热了。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兰德尔坐在威尼斯大道旁的多尼咖啡厅里，等着罗伯特·莱布朗的到来。
　　他漫不经心地玩弄着面前桌上装有饮料的玻璃杯，他一口也没有喝，头却不断地从左转向右，又从右转向左，仿佛是在看网球比赛一般。他观察着那些在一排排的桌子中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顾客。
　　如此这般焦急地盼望，令人很感疲劳。他对自己说，莱布朗会按他答应的时间赶来的，他于是放松了一下，按摩着自己颈后绷得像电缆线那么紧的肌肉，使自己能利用这段悠闲的时间任凭自己去回想。
　　从星期六傍晚与莱布朗分手到约定星期一下午会面这段时间，假若他不自己驱使自己拼命干工作的话，这难熬的等待是难以忍受的。星期六晚上他没有干什么，这是真的，因为莱布朗走后，特别是在电话上与惠勒吵了一架后，心情烦乱，无法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时，他在房间里吃了点心后，就开始思考即将发生的事。如果——且不管惠勒对伪造品的嘲讽，——莱布朗真的带来了伪造品的足够的证据的话，自己又该怎么办？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他应到惠勒、戴克哈德或其他出版商那里，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承认无可否认的事实吗？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故意否认真相怎么办？那时怎么办？他们不大可能对关于伪装品的真实证据无动于衷，但如果他们真的置之不理，又将如何呢？
　　兰德尔已仔细想过是否还有别的方案，不过只把它们视为可能性。唯一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的事，除了发现真相时凄凉的感受以外，自己还会得到什么呢？对真相的渴望只能带来自己重建的信仰的毁灭。管它凄凉与否，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够了。
　　昨天，几乎整个白天和晚上，他确实在干他职责之内的工作。他的名字仍然列在“第二次复活”的工资支出单上，他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是他的责任。但那是一项进展缓慢，实行起来很辛苦的活动。一旦把他的调查和将要出版的东西作比较，所有对《国际新约》的赞誉就会不值一钱。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宣传《国际新约》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正从事的是一个他认为是见不得人的骗术。
　　还有，他打往或接受阿姆斯特丹六、七个电话——气氛几乎要凝结了——与他的公关同事们讨论宣传工作的事宜。哦，他们都在——是星期日——但他们都在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奥尼尔、亚历山大、泰勒，还有海伦·德博尔。他们给他读了准备的发布事项，他也提出了建议、改正意见，并给他们作了最后的指导。同时，他也给他们读了自己准备的发布内容，叫他们作最后的编印。
　　杰西卡·泰勒告诉他——像旁观者无意中提到的——安杰拉·蒙蒂已经从罗马回去了。她对兰德尔没有回罗马感到很纳闷，并且打听了兰德尔现在的一些情况。兰德尔听后请泰勒小姐转告安杰拉说自己正在罗马，被一些采访、约会缠住了，但在星期二前一定回去。还有别的要告诉她吗？没有了，除了让她呆在自己的桌边准备接罗马来的电话外没有别的事了。
　　不像惠勒，兰德尔的同事没有一个问及在这么忙的时候他在罗马到底干些什么。
　　还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分重大的，第二件则具有决定性。
　　第一件事是给律师萨德·克劳福德打电话，将其从纽约的寓所中唤醒，并命其给银行打电话以他的律师权利提出两万美元给罗马的兰德尔，最好是美元现款。
　　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只因为惠勒说莱布朗不可靠使兰德尔失去了信心——是要进一步弄确切这个他要马上与之交锋的出狱犯的身份。兰德尔的一个老朋友——他们一块进入了宣传界——很久以前放弃了公关事业重操旧业，作了美联社常驻巴黎的记者，住在玻里街已很多年了。他叫萨姆·哈西，思想敏锐，日日重复的老套也没有使他木然。兰德尔很珍视与他的友谊，每当萨姆放假回纽约他们都要开怀畅饮，共叙友情。
　　所以第二件事是立刻与萨姆联系上。幸运的是，兰德尔立刻找到了他。他正独坐在美联社的桌边。
　　兰德尔说他需要帮助——是一项调查——并且希望能在第二天下午前得到答复。不知萨姆周围是否有人可以帮忙。萨姆问兰德尔需要什么。兰德尔想知道1915年法军是否组织过一个叫做魔鬼岛远征军。并且想弄清司法部门的档案是否记载有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罗伯特·莱布朗，于1912年因伪造罪被逮捕并被发配到了魔鬼岛。萨姆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他主动提出第二天早晨他本人办这件事并给兰德尔回电话。
　　今天，星期一的早上，以及下午的后半晌，兰德尔并没有为“第二次复活”工作，正好相反，如果惠勒知道，他会指出，兰德尔是在和“第二次复活”的雇主对着干。
　　萨德·克劳福德的钱汇来了，他带来了惠勒——又是该死的惠勒——说的另外“30块银子”，兰德尔在靠近比亚萨的美国快递那里取出两万美元。这些现金都是大票子，放在锦花大饭店的保险箱里，准备同莱布朗交换他的伪造品的证据。
　　在取钱之前，兰德尔接到了巴黎的萨姆的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报告道：经过一番仗势欺人与针锋相对的较量，国防部新闻处的发言人才不情愿地允许萨姆到凡桑尼的军队历史服务处去查阅资料。在那里，管理人员很合作。管理人员与萨姆一道看了很多旧文件，他证实1915年确有一个由圭亚那囚犯志愿组成的营参加了战斗，这个营称为魔岛远征军，归皮丹将军管辖。在名单中没有叫“罗伯特·莱布朗”的，最接近的一个名字是“罗伯特·拉佛格”。但萨姆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要到司法部再作一些调查，几个小时内就会有答复。
　　不出一个小时，萨姆的电话又打来了。司法部沾满灰尘的1912年档案上也没有“罗伯特·莱布朗”这个名字。但是萨姆鼻尖贴纸面地搜寻另一个相似的名字——“罗伯特·拉佛格”。
　　“并且，史蒂夫，我们成功了——这个伪造者有5个化名。其中有一个是——听着，我的先生——罗伯特·莱布朗。于1912年被判发配法属圭亚那殖民地终身服刑。”
　　莱布朗不可能是假的了，不像惠勒讲的，莱布朗一点儿没说谎。兰德尔对那个伪造者的故事以及即将到来的证据的信任恢复了。
　　带着自信，兰德尔5点差10分时到了多尼咖啡厅，等待莱布朗的出现。
　　兰德尔收回思绪回到了现实，回到他即将要见的人身上。他看了一下表，一下子紧张起来。已是5点26分了！他的目光投向四周，搜索着。人行道上很拥挤，这么多陌生人，这么多不同的面孔，但哪一个人都与他脑中的信息对不上号。
　　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半个小时了。罗伯特·莱布朗并未按时赴约。
　　兰德尔注意着那条不断移动的顾客的人流，注意着其中的男人、老头，期望能突然得到一个惊喜，他在心中描述着莱布朗的模样：年纪大，步子跛，染黄的头发，铁架闪光的眼镜，被岁月侵蚀的狡猾的脸上布满皱纹，如同一颗干梅一样；手提两个出卖的物品：首先是一个小包，里面有一个毁坏的、缺少的残片，上面用隐形墨水写满了阴谋之语，还有一个大点的包，里面是一只铁盒，盒里装着一个古老的拼图游戏缺少的拼板——为詹姆斯和彼得罗纳斯唱的安魂曲。
　　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
　　没有动的饮料开始动了，直到将整杯喝干到底。
　　还是没有罗伯特·莱布朗的影儿。
　　兰德尔的心慢慢沉了下来。他满怀的希望开始土崩瓦解。到了6点零5分，他的希望彻底没有了。
　　惠勒曾经警告过他：莱布朗不会见你的，史蒂夫。
　　莱布朗真格地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