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样的地狱般的洞穴里吗？”
　　“是的。因为开阔地中那座特别的小屋。我提到过它，是吗？”
　　“你提过。”
　　“那是营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岁亚岛上没用过的小教堂算上的话。除了斜屋顶是木制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头垒成的。四面墙上备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当然，它只是一个供外国看守、法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里面还有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莱布朗停下来，努力唤起对这位牧师的记忆，最终他说，“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从里昂来的虔诚的身材瘦小的法国传教士，他主管着圣让教堂。他也常到医院里探望囚犯，不时也探视一下大陆和岛屿上其它监狱的犯人。”
　　“你说他是整个殖民地唯一的传教士？”
　　“唯一的一位，”莱布朗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自我修正道，“不，当我刚到时，还有别的传教士。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驱逐了，除了一个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传教士为什么被赶走了呢？”
　　“因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诉我的，原来那些传教士决定拯救圭亚那被剥夺自由的绵羊——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军祈祷会来引起世人对囚犯苦难的注意。这激怒了法国政府，这些传教士被召回，并且一切宗教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传教士被允许留下来。”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莱布朗说，“他在圣让有自己的教堂，由于这教堂除了祭坛和一些木凳外没有装饰器具，宗教气氛不够，这个帕奎因神父决定改变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墙上绘上圣像以使这个圣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个艺术家。他听说在圭亚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个艺术家时，他要求把我从圣约瑟夫岛转到大陆上的圣让。当然，我不是艺术家，也从来没有做过艺术家，除了在伪造的银行支票上涂过法国美景外没画过其它什么。但是由于他们知道我曾伪造过一本有插图的中世纪《圣经》，官员们就把我推荐给他。于是我从被那些野兽般的岛屿的看守的监禁下脱身成为这个传教士的助手。多大的变化啊！我简直难以相信。”
　　“怎么变化的？”兰德尔问。
　　“帕奎因神父除了具有宗教的狂热倒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对我很好，很欣赏我的创造性的天才。我不再受到残酷对待，他们仁慈地对我，我有就医的关照，干净的囚服，略好点的饭食。由于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建议在新开的窗户上装饰上希腊或拉丁文的《新约》上的格言，并在教堂的四壁绘上古代基督教的象征物如鱼、羔羊，还有其它的许多建议。这个传教士很激动，就给我看了整个图书馆的书籍：各种版本的《圣经》、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米语的《圣经》，还有图解的教堂的历史和其它类似的典籍。我全神贯注地钻研每一木书，领会每一个字，不只读一次两次，而是读个没完。我花了一年时间装饰那座教堂。教堂赢得了参观者的交口称赞，传教士也把教堂和我引以为荣。在这个过程中，在教士的指点下，我明白了我唯一的希望来自圣父、圣子、圣灵。我头一次隐约有了过像样生活的愿望并想活下去返回故土重新做人。可我已被判终身在此——就是这样。由于这位传教士，我有了生的愿望。后来，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被赦免，获得自由。”
　　莱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个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战火之中。圭亚那殖民地行政长官将这里平常表现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属于表现好的，因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监护人，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自愿组成该国陆军的一个特别营——步兵——在欧洲西部战线上抵抗该死的德国兵，我们会被考虑在战后予以宽大释放。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没有吸引力，几乎没有人报名，帕奎因神父问我为何不抓住这次机会，我告诉他我们的想法。神父替我们向当局咨询了一下，回来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我愿意为法兰西而战，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囚犯伙伴也这样，法国国际部都会保证战争一结束就赦免我们，还我们自由。实际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证：‘作为一个主的奴仆，以救世主耶稣的名义起誓，我本人保证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听我说，只要你自愿战斗，你就会被赦免。你会重获公民权和自由。我跟你这么说，不仅代表法国政府，而且以教会的名义。’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政府是什么东西！只有神父和教会确实可靠、值得信任。这样，和其他囚犯一起，我们答应自愿去服役。”
　　兰德尔觉得难以置信，“莱布朗先生，你是说魔鬼岛殖民地有一支特别部队被送回法国与德国人战斗？”
　　“千真万确。”
　　“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历史记载中读到它呢？”
　　“你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没有被广泛传播，”莱布朗说。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个部位他的残肢与假腿连在一起。莱布朗想了想，又开始讲，“在神父的鼓励下，我们摁了手印成了步兵。从圭亚那我们乘船出发，于1915年7月我们在马赛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国土。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团，我们在魔鬼岛的看守则成了我们的军官。我们拥有士兵的一切权利，除了一种权利——在军中我们从来不准请假，我们被称为魔鬼岛远征军，只接受享利·皮丹将军的领导。”
　　“你们参加真正的战斗了吗？”
　　“直接参加了，我们被派往费兰德斯打壕沟战。我们一直留在前线，从未有一些松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有人怀疑，但因为这里条件要比魔鬼岛好，况且神父又保证给我们自由，我们继续留在那里，像猛虎一般战斗。由于我们被监视着不能有一些懈怠，我们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战死沙场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战斗。还有6个月战斗就要结束时，我的左腿被德国人的炮弹炸烂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为了自由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当我在野战医院苏醒过来时，我认为这完全值得。当我痊愈并且学会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路时，停战协定签订了，和平降临了，战争也结束了。我还年轻，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岛远征军一道，我们庆贺我们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们等待着大赦命令的宣布。但我们却被带到桑德监狱，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质问我们的神父佩里·帕奎因——他受命做我们的随军神父，我问他这如何解释。他赞扬了我并感谢我所做的牺牲，甚至还像对待儿子一般拥抱了我，他向我保证，以救世主的名义，桑德监狱只是我们被释之前的暂居之处，本星期内我们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释重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一周过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们以前的哥萨克看守，还有无数新的看守涌入桑德监狱包围了我们，他们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来福枪将我们赶上火车，运到马塞港。在那里，我们被迫穿上了囚服并被告知，出于国家安定的考虑，我们必须全部返回圭亚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们的刑期。暴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门对着无数个枪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对他大声呼喊，他却毫无怜悯之心，他只耸了耸肩。我依然记得我们乘囚船离岸前我干的最后一件事：我向那个神父挥动拳头，大声叫骂，‘什么教会！垃圾！大粪！滚你妈的基督！我会报复的！’”
　　兰德尔不相信地摇摇头，“真有那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