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一，6月10日
　　那是第四天，也就是昨天。他和惠勒及内奥米·邓恩就以前的新《圣经》是如何准备出来的进行了几小时的问答，他们又向他灌输了《国际新约》是如何筹备的。长时间的对话使他十分疲倦，在晚上的宴会中又喝了太多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
　　每日活动安排
　　星期二，6月11日
　　今天，他将第一次了解阿姆斯特丹“第二次复活”行动的组织结构，他们会简要向他介绍明天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将会见的专家，阿姆斯特丹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为了公关而可以自由造访的巴黎、美因茨、法兰克福和罗马的专家。
　　“史蒂夫，你的蛋快凉了！”达丽娜又喊。
　　他把最后一天的活动安排扔到一边，翻身下床。
　　“这就来，亲爱的！”他喊道。
　　海上的最后一天开始了。
　　到了午后，他们三人搬到户外，还在继续聊着。他刚才看到达丽娜和一个色迷迷的匈牙利人打乒乓球。现在，兰德尔靠在椅垫上，惠勒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内奥米在第三张椅子上坐着，身上盖了一条红色的毯子，还在抖动。
　　他们已经在北大西洋上，离英国越来越近，海面除了偶尔几个小浪外，海水是平静的。在他们上空，太阳被几片乌云遮住，风也凉起来了。兰德尔瞪着地平线，被大船船尾拖着的白色痕迹弄得昏昏欲睡。他木然地盯着旗杆，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法国的三色国旗，然后又立刻想起船只有在港中才升国旗。后来，兰德尔努力集中思想听出版商说话。
　　“那么你现在至少对我们阿姆斯特丹总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了，”惠勒继续说，“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再想想我们的周围环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广场有一个豪华大饭店，克拉斯纳波斯基，正对着皇宫。‘二次复活’行动在克拉斯纳波斯基五层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两层。我们装修了那两层后就搬了进去。我们五个人导演了这一行动计划——五位出版商——德国的埃米尔·戴克哈德博士是我们的组长，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杨先生，法国的查尔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卢吉·盖达先生，还有你面前的美国乔治·L·惠勒——我们还得把那两层完全密闭。可是除了我们那两层，它毕竟还是个公共旅馆。史蒂夫，相信我，我们一旦准备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约印刷工作，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问。如何填补漏洞，如何改进弱点以及如何预测出所有潜在的危机都是艰难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兰德尔问，“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绝对安全吗？”
　　惠勒耸耸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内奥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会发现惠勒先生在对待这类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与悲观。我可以告诉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纳波斯基改装的全过程。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就如堡垒般绝对安全。事实上整个过程在那个饭店中进行了20个月，外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里面在进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应该告诉史蒂夫您的安全记录——没有给新闻界透露一个字，没有把这一消息卖给任何一家电视台和电台，甚至没有对当代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漏一点口风。”
　　“是这样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时抓抓脖子。“但是，在我们接近尾声的这关键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还是担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我成立了最有经验的私人安全队，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工作过的人，该队队长由曾为国际刑警军官的荷兰人赫尔德林探长担任，我还是担心。我的意思是，我们曾被谣言中伤，外界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新闻界和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正千方百计要打听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兰德尔听到一个被提了两遍的词——“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兰德尔说：“我还认为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会无一例外地想与你们合作，对这一消息保持缄默直到最后一刻呢。当你们的新闻问世后，神职人员也会和公众一样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会儿。“你听说过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尔廷·迪·弗鲁米吗？”
　　“我看过关于他的一些材料，”兰德尔想起了在橡树岭与汤姆·柯罗的谈话，“我家乡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师，他非常崇拜迪·弗鲁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轻的土耳其神职人员想要推翻传统教堂，把它变成为社会工作而设的社区和披着忠实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们是迪·弗鲁米的支持者。他在荷兰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势力。我们的飞扬跋扈迪·弗鲁米——飞扬跋扈是他的外号——他的爪牙无处不在，他努力要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兰德尔给弄糊涂了。“他为什么会对你们构成威胁呢——对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约的出版商？”
　　“为什么？因为迪·弗鲁米是学形式批判主义的，受德国理论学家鲁道夫·布特曼的影响的。迪·弗鲁米对福音作者们所描写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他相信新约是凭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写得很神秘——把水写成酒，迎合大众口味，复活，升天——而这些在现代科学家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相信对耶稣的历史无处可查的，他对耶稣的存在不屑一顾，他甚至提出耶稣可能是基督教为传播新的启示而发明出来的，对现代人来说只有启示本身才有意义。”
　　“你是说迪·弗鲁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义吗？”兰德尔说，“他用那些教义能干什么呢？”
　　“按迪·弗鲁米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一个集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体的教堂，该教堂主要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兴趣，而反对天堂之说，拒绝把基督看作是救世主，也排除盲目地忠诚。他还说了很多，你不久就听得到。仅以这你就可以看出迪·弗鲁米会怎么看詹姆斯写的福音书及彼得罗纳斯的羊皮书，及我们这本披露一位真正基督的整本《国际新约》。迪·弗鲁米会立刻看到我们的新启示将使教堂坚定内部制度及传统信仰，并且会让动摇不定的神职人员及信徒们放弃宗教激进政策而重新回到老教堂中。这有可能使迪·弗鲁米不能实现其雄心壮志并且迫使他停止基督教会的革命。”
　　“迪·弗鲁米知道‘二次复活’这一行动吗？”兰德尔问。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怀疑我们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进行着什么事。他有很多间谍，比我们安全队的人数还多。我们只能肯定，到目前为止他还不了解我们所发现的细节。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有所闻了。他一定会在我们把整个故事和证据公布于公众之前就攻击我们。可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危险。因为《新约》印出来后，有多余的，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在我们正式发行日以前落入迪·弗鲁米之手。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他可能不择手段地伤害我们——也许会毁了我们，给新闻界或迪·弗鲁米一点点口风都会毁了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史蒂夫，是因为一旦迪·弗鲁米知道你和我们在一起，你会成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
　　“他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兰德尔说，“没有人能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你每天每分钟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惠勒又陷入了沉思。“让我想想我有没有落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有没有把你该知道的有关‘二次复活’都告诉你。”
　　结果，惠勒忘了说的事又让他说了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