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如果尚塔尔知道让·马克对她不忠实，她可以承受，但那就会与她心中的猜测相符，虽然这种间谍般的，警察般的考验一点也不象她所认识的让·马克的作风。当他们相识的时候，关于她的过去，他什么也不要求知道，什么也不想听。她又陷入了矛盾之中。她从来不向他保密什么，只对那些他不想听到的事稍作保留。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开始怀疑她，开始监视他。
　　她突然想起那些关于深红色的红衣主教披风的话是如何唤醒她的，她觉得有些羞愧。她是多么容易就接受了别人在她脑中播种下的观点！她在他面前表现得是多么地可笑？他把她象一只老鼠一样关人了笼中，残忍地，取乐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如果她错了呢？当她自认为已摘下那位通信者面具的时候，她不是已经错过两次了吗？她翻出一些过去让·马克给她写的信，并把它们与那些署名c·d·b的信相比较。让·马克的字微微向右倾斜，而且字非常小；而那位陌生人的字却简直比那要大一号，而且是向左边倾斜的。但显而易见，过于明显的不同正说明了欺骗。一个人想要改变他的字迹，首先想到的就是宇的倾斜方向和大小。尚塔尔试图比较让·马克和那个陌生人写的字母“f”，“a”，“o’。她发现尽管它们的大小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看起来十分地类似。但当她继续比较下去的时候，她却越来越不能确定了。嗳，不，她不是一个鉴定家，她怎么能确定呢？
　　她从中挑选了那封让·马克的信和一封署名c·d·b的信，把它们放人手提包中。另外一些该怎么处置呢？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让·马克知道它们，他甚至知道她把它们放在哪儿。她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已觉察到受到了监视。于是，她又把它们放回衣橱中老位置。
　　她来到一家心理咨询服务公司门前，按晌了门铃。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出来迎接她。他带她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在那间办公室的桌子后边，坐着一个穿衬衣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那个年轻人自顾自地走到墙边垂手站着。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
　　他又回到位置上坐下来。她也在他对面的一把有把手的椅子上坐下。她把让·马克和那位c·d·b的信摊在桌上。当她有些尴尬地解释她想搞清楚些什么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有关那个你认识的人的心理分析，但要从伪造的笔迹中得出心理分析却很难。”
　　“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分析，我十分了解那个写这封信的男人的心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真的是他写了这些信。”
　　“你所要知道的，据我理解，是想确定那个写这封信的人——你的情人或丈夫——就是那个在另一封信中改变了笔迹的人，你想揭穿他。”
　　“也不完全是这样。”她不自在地说。
　　“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是。然而，夫人，我是一个笔迹心理学者，而不是一个私人侦探，我也不与警察局合伙。”
　　谈话陷入了僵局，房间里一片寂静，但两个男人似乎谁也没有要打破它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她感到在她体内有一阵热浪正在横冲直撞，一阵有力的、汹涌的，正在迅速膨胀的热浪。她浑身发烫，全身的肌肤都变成了红色。那关于红衣主教的披风的话又一次在她脑中一闪而过，而事实上，现在她身上也正披着一件困窘编织而成的华丽的披风。
　　“您来错地方了，”他继续说道：“这儿并不是告发处。”
　　她一下子就听到了那个单词“告发”，这使她困窘的披风变成了羞愧的披风。她站起来，想收回那两封信。但在她把它们收起来之前，那个把她带进来的年轻人来到桌子后边，站在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身旁。他仔细地看了一下那封信的笔迹。“那当然是同一个人。”他对她说：“看，这个‘t’，还有这个‘g’。”
　　突然，她认出了他。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家诺曼底镇咖啡馆的侍者。当她认出他来的时候，在自己炽热的躯体中，她听到了一种震惊的声音：但这整件事，它不是真的！这是幻觉，这是幻觉！它不可能是真的！
　　这个年轻人拾起头来，注视着她(好像他想让她看清楚自己的脸，以便她能更好地确认)，然后带着一种谈谈的，不屑的微笑说：‘确实就是！这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他只不过把字写得更大一些，而且把它们向左倾斜。”
　　她什么也听不进去了，那个单词“告发”排除了其它一切词。她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向警察告发她的爱人的女人。她扮演了一个从通奸的床单上发现了一根头发的证人。在收起信后，她转过身就走，一句话也没说。而那个年轻人不知在何时又改变了位置，他站在门口，为她开门。她与那扇门只相距六、七步，可那段距离看起来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她涨红了脸。她感到浑身上下都在燃烧。她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站在她面前的那个男人是那么年轻，他用傲慢的目光盯着她可怜的身体。在那个年轻人的目光下，她感到自己正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变老。在众目睽睽之下。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与那天在诺曼底海滨咖啡馆时的是如此地类似。那天，带着逢迎的微笑，他挡住了她的出路。那时，她担心自己会离开不了。而现在，她等待着他使用与那天相同的手段。但这次，他却仍然礼貌地站在办公室门旁，等待她通过。她象一个上了年轻的女人，蹒跚地经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大门(她感到他的目光正盯在她潮湿的背上)。当她终于踏上门外的台阶时，她有一种逃脱虎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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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当他们一言不发地在街上散步，注视着周围陌生的行人时，她为什么脸红了？真是不能理解：回想一下，当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反应，惊呼道：“你脸红了！怎么会呢？”她没有回答。他不安地发现，在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好像那段小插曲又重添了他们爱情的金色篇章的辉煌色彩，他给她写了那封有关红衣主教披风的信。在他凯拉诺的角色中，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终于抓到她了。他对他的信，他的引诱感到很自豪，但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妒忌。他创造了一个幻想中的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尚塔尔引诱到一个测验中来测试她对除他以外的男人引诱的敏感性。
　　他的妒忌与他青春期时刚产生痛苦的性幻想时的妒忌不同：这次不那么痛苦，但却更具毁灭性：逐渐地，她把自己所爱的女人转变成一个幻影所爱的女人。对他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如今纷乱的世界中也不再有他的立足点了。面对这个化体的(或者说已不能证明她是尚塔尔的)尚塔尔，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忧郁的冷漠占领了他。不仅是对她的冷漠，而且是对于一切的冷漠，如果尚塔尔只是一个幻影，那么，让·马克全部的生命都将是幻影。
　　但最终，他的爱还是战胜了他的妒忌和怀疑。他打开衣橱，盯着那些内衣。突然，他有点激动，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激动。他感概，他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尚塔尔也象自古以来的同龄女人们一样，把信藏在她们的内衣下面。他从来不想了解她私人生活中没有他的那部分，但为什么现在，他却有些感兴趣，甚至还有些触怒呢？
　　他问自己，什么是个人隐私呢？是不是我们隐藏有的一个人最暖昧的，最异常的，最原始的事？她的个人隐私是不是就是导致他爱尚塔尔，把她看得无与伦比的原因呢？不。人们保密的都是一些最乎凡，最基本的，最平凡的事，那些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人的肉体和它的欲望，它的病态，它的躁狂——比方说，便秘或是月经。我们害羞地隐藏关那些私事，并不是因为它们多么地个别化，恰恰相反的是，它们太普遍化了。他怎么能对尚塔尔的性别，对她与其他女人的相似之处，对她穿一件胸罩，并伴随着一种内衣心理而不满呢？好像他自己不属于某种永恒的男性的愚蠢似的！他们两人的开始是在那个制陶工作室。在那儿，他们的眼睛被睛险那种不连贯的动作搞得一团糟。他们的腹部好似安置了一家蒸气制造厂。他们两人的灵魂在他们体内几乎都快没有了位置。他们不应该互相宽恕吗？他们不应该超越那藏在橱柜底部的弱点吗？他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占据了。他在整个故事下面划上了一条结束线，决定给她写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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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叠信纸前，他又开始思考那棵被凯拉诺(这也是最后一次)称为“可能性之性”的树：当一个人惊异地发现自己来到成年阶段的人口处时，生活就象这棵树一样展现在他面前。树顶天篷上的蜜蜂正在歌唱。他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她没给他看那些信了：她想独自倾听树的低语，不需要他的陪伴。因为他，让·马克，代表着这些可能性的消失，他使她生活中的可能性缩减到了一个(虽然它是一个快乐的缩减)。她不能告诉他有关于这些信的事，因为这样的开端(对她自已和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她并不是真正对那些信中给她的承诺感兴趣，她已事先放弃了他给她看的那棵已被遗忘的树。他怎么能对此不满呢？毕竟，他是那个想让她听到那棵低语的树演奏出的音乐的人。她也正是按照让·马克的愿望做的。她已经服从了他。
　　伏在他的信纸前，他想：那低语的回音一定会陪伴着尚塔尔，即使信的奇遇已经结束。他写道，一个意料之外的原因要求他离开。他在写完这句话后，心中有了一丝疑问：这次离开是真的在意料之外吗？我不愿斤斤计较地写这些信是不是因为我早知道它们不会有结果？是不是因为我必然会离开，才会让我完全坦诚地向你倾述？
　　离开。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但是，去哪儿呢？他考虑着。是不是可以不注明目的地呢？那会成为一个有点浪漫的秘密。或者，是不礼貌的回避？是的，他的存在必须在暗处，他不能写出他离开的理由，因为它们会暗示这个通信者的身份——比如他的职业。所以，还是说他去哪儿比较自然些。在法国的某一个城市？不。那还不足以成为中断通信的理由。他应该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纽约？墨西哥？日本？那会让人觉得不实际。最好选一个国外的，但却是附近的，比较乎常的城市。伦敦！当然，那样看起来会比较符合逻辑，比较自然。他微笑着对自己说：实际上，我也只能去伦敦。但他马上又对此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伦敦对我来说显得那么自然呢？他马上就想起了那个经常被他和尚塔尔取笑的来自伦敦的男人。那个曾给尚塔尔他的名片的好色的男人。这个英国人，这个不列颠人，他还曾被让·马克取了一个绰号，叫布列坦尼克斯，这还不坏：伦敦，一个有着色情的梦的城市。那就是他扮演的不知名的崇拜者将要去的地方。他将消失在那些放荡者，追猎者，小偷，艺术家，色情狂，性变态，纵欲者之中，那就是他将要永远消失的地方。
　　他越想越远：他要把“伦敦”这个词作为一种署名留在他的信中，就象他在自己和尚塔尔的交谈中留下的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痕迹。他暗暗嘲笑自己：他要保持不知名。无中性，因为游戏的规则要求他那么做。但他却仍然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渴望———种完全不应该的，不合理的，荒谬的，阴暗的，而且肯定是近乎幼稚的渴望——煽动着他不要完全保持匿名，留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隐藏一个代表署名的密码，只有一个未知的，杰出的明眼人才能识破他。当他正准备下楼把那封信放人信箱中时，他听到了刺耳的喊叫声。下了楼，他看见了他们：二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站在门铃前。他从她们身边经过，向对墙那儿的信箱走去。当他转过身时，他看见那个女人正在按他和尚塔尔的门铃。
　　“请问您找谁？”他上前问道。
　　这个女人告诉他一个名字。
　　“那就是我！”
　　她向后退了一步，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他：“就是你！啊，很高兴遇见你！我是尚塔尔丈夫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