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革命解放联合会注定要灭亡。”迪布勒伊说道，“《希望报》嘛，也许能保住，可保住以后又怎样呢？抵抗两个阵营，保持独立，我在《警觉》杂志社也是尽量这么去做。可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有何益处。”
　　亨利困惑不解地望着迪布勒伊。他急于洗刷亨利，是出于真情呢？还是想极力避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疑问呢？
　　“您认为早在10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亨利问道。
　　“我认为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希望。”迪布勒伊声音生硬地说。
　　不，迪布勒伊决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为此，亨利感到困惑。他多么希望认为自己对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不负有任何责任，但迪布勒伊的这番话却让他感到很不自在。迪布勒伊在书中指出了法国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但亨利没有想到他给自己所作的结论赋予反思的意义。
　　“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就这么认为的？”亨利问道。
　　“已经很久了。”迪布勒伊一耸肩膀：“打从一开始，斗争就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
　　“你说的这一切，我并不觉得怎么错。”亨利说道，“可欧洲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法国在欧洲亦然。”
　　“错了。我们已经进退维谷。说到底，您要明白。”迪布勒伊声音焦躁地说，“我们能有什么分量？无足轻重。”
　　确实，他始终还是他自己。他不可抗拒地逼着您跟他跑，可突然间又把您抛下不管，自己向新的方向冲去。亨利常常这么想：“无能为力。”可听到迪布勒伊如此武断地作出这种结论，亨利感到很不舒畅。“我们一直就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少数派。”亨利说道，“可您也认为少数派也可以有所作为。”
　　“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说。他像放连珠炮似地快速说了起来。显而易见，这些话早就憋在他的心头了。“抵抗运动，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够了。别人所需要的，简单地说就是要造成混乱。闹事、破坏、抵抗，这是少数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设，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们原来以为趁我们还在兴头上，可以一鼓作气干下去，但是被占领时期和解放后的时期被彻底分割。拒绝与敌合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以后的事情嘛，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跟我们还是有点关系的。”亨利说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为何要持相反的论调。老先生不愿意认为自己也有过行动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当。他宁愿谴责自己判断有误，而不愿承认自己失败。但是，亨利坚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还是广阔的，他决不是凭自己的一时兴趣掺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他说，“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当初不该去努力。”
　　“噢！我们没有加害于任何人，”迪布勒伊说道，“搞政治和酗酒一个样，也许对身体害处还要少一点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错了！要是别人再读读我们在1944年与1945年间写的东西，准会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试试瞧！”
　　“我揣摩我们当时太乐观了。”亨利道，“这可以理解……”
　　“若您愿意，我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可减轻罪过的情况！”迪布勒伊道，“抵抗运动胜利，解放的欢乐，我们可以据此得到广泛的原谅。正义取得了胜利，前途赋予善良的人们，我们这些人都带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义背景，巴不得相信这一切。”他耸了耸肩：“我们都是些孩子。”
　　亨利没有吭声。他眷恋这段过去的历史，恰似眷恋儿时的往事。对，在这段历史里，敌友分明，善恶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纳勒的画片一般纯朴，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愿否认这段历史，这本身就说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见，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接着微微一笑：“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吗？”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从前有一天跟我说过的那样，人们要思考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可能摆脱自身。要不，我们准都是些极坏的共产党员。”他生硬地补充了一句：“再说，他们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也同样进退维谷。”
　　“那怎么办呢？”
　　“那就什么都不做。没有什么可为的。”
　　亨利又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许说得有理，但这样一来，一切也就荒诞可笑了。亨利重又回想起了那一个春日，充满眷恋之情凝望着垂钓者的那个春日。他对纳迪娜说：“我没有时间。”他从来就没有空暇，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可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事情要做。
　　“真遗憾没有更早醒悟到这一点。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烦啊。”
　　“我们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说，“假设我们属于一个五等小民族，属于一个早已过时的年代，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摇摇头：“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会甘心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亨利以满含钦佩的目光望着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戏法！并没有过什么失误，只不过是一次失误。而且失误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笔勾销，无所谓失误。过去这段历史就像墨鱼的骨头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这确实不错，但是亨利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满意。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打一开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着走的。他曾有过心灵上的激烈斗争，有过疑虑，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说来，仿佛输赢早有定局。他常常反问自己是何人，现在别人给了他答案：他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曾被1944年的胜利所陶醉，又在事态的发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毫无作用。
　　“真怪，您竟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亨利说道。
　　“不。我并没有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对我们来说不可能。”
　　“我已经拜读了您的书。”亨利说道，“简言之，您认为只是眼前跟共产党走才可能有所作为。”
　　“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光明，而是除了他们，别的一无所有。这是事实。”
　　“可是您并没有跟他们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说，“他们的革命与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远。我错了。不幸的是，一个人并不因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个人。您年轻，或许还可能下决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没有兴趣去掺和什么事情了。”亨利说，“我想隐居乡间，甚至干脆跑到国外，去写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见，人们连写作的权利都没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许有点夸张。不管怎么说，文学并不那么危险。”
　　“可您觉得它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认为还有？”迪布勒伊反问道。
　　“对，既然我还继续在写。”
　　“这不是什么理由。”
　　亨利怀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继续在写作呢还是再也不写了？”
　　“仅仅证明怪癖毫无意义，那是绝对改变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说道，“不然疯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说道，“您连自己还没有说服呢，我看这样很好。”
　　“也许哪一天我会被说服的。”迪布勒伊神态狡黠地说。他紧接着故意岔开话题：“噢，我想跟您通个气：昨天有个人来访，真怪，就是那个小塞泽纳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碍了他什么事，反正他对您可不善。”
　　“我把他从《希望报》开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开始就没头没脑地给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迪布勒伊说，“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梅尔西埃的，问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首先我什么都记不清，再者，这些事与他又有何干？我相当生硬，把他拒绝了，于是他便编造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
　　“有关我的？”
　　“对，那个小伙子，是个神话癖子。他可能是个危险分子。他跟我说您为洗刷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作了伪证；说什么肯定是通过那个小贝洛姆对您进行了讹诈。必须阻止他到处传播这种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听迪布勒伊说话的口气，他明白了迪布勒伊从来就没有想过塞泽纳克说的是事实。只要淡然一笑，随便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件节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结。可他怎么也找不出话来。迪布勒伊有点儿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他恨您恨到这个程度吗？”
　　“他并不特别恨我。”亨利说道，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事实是他说的确有其事。”
　　“啊！确有其事？”迪布勒伊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