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说，“好。”
　　只消说声“好”，这是多么快乐啊。我用自己那已经衰竭的生命，用自己那已经不再鲜艳的身体，为我所钟爱的男子创造幸福。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度过六天的时间，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每次中途停靠，我们便避开其他船客，在闷热、昏暗的城中一直走得直喘粗气。其他时间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书，或迎着太阳躺在甲板上抽烟，什么事儿都不做。每天是同一的水色、草色，每天是同一的水声、机器声。可我们喜欢这一个清晨复生出一个又一个清晨，一个夜晚复生出一个又一个夜晚。
　　一切对我们都那么完美，这就是幸福。我们欢欢喜喜地离船上岸。新奥尔良，我们俩都熟悉，可它对刘易斯和对我并不是一座同样的城市。他向我展示了十五年前他沿街叫卖过香皂的拥挤不堪的城市，躺在里面用偷来的香蕉填肚子的码头仓库和心脏怦怦直跳、欲火中烧而两手空空经过的烟花柳巷。有时，他仿佛叹息那一身贫穷、愤世嫉俗的岁月，留恋那欲壑难填的亢奋时刻。可是，当我领他光顾法国高级船员餐厅，当他作为游客趾高气扬地出没在那些酒吧和内院时，他喜气洋洋，仿佛在与命运作游戏。他从未乘过飞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鼻子贴着舷窗，对着云彩微笑。
　　我也同样欣喜。多么令人愉快的新鲜环境啊！当恒星开始在太空旋转，当大地焕然一新，此时此刻，仿佛人也换了新颜。过去对我来说，尤卡坦只不过是用蝇头小字印在地图集上的一个并无实体的地名而已；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与它联系在一起，哪怕是一种欲望、一个形象，可如今我亲眼发现了它。飞机骤然变得沉重起来，向地面俯冲下去，我发现一块灰绿色的毛茸茸的荒原从苍穹的一端一直伸向另一端，云彩的阴影处形成了数个黑沉沉的大湖。我在一条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行驶，路边的田野遍地都是蓝色的龙舌兰。
　　遥远处，田野的上方不时呈现出平顶金凤花那刺眼的火红色。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向前，街边是土墙茅草房，阳光灼热。我们把行李全都留在了旅社的大厅，那儿就像是一座繁茂而腐败的暖房，许多玫瑰色的火烈鸟挺着一只腿在里面歇息。我们遂又出发。白花花的广场上，一些身着白衣的男人顶着草帽在油光闪亮的树阴下做着梦。我重又看到了多莱多和阿维拉的天际和岑寂；在大西洋的这一端与西班牙重逢，此时的心情比暗自惊叹“我来到了尤卡坦”时还更加令人惊愕。
　　“咱们乘一辆那种式样的小马车吧。”刘易斯说。
　　广场的一角停着一排靠背硬邦邦的黑色马车。刘易斯唤醒了一位车夫，我们坐上了狭窄的长条凳。刘易斯哈哈大笑：“我们现在去哪儿？您，您知道吗？”
　　“告诉车夫，让他带着我们兜风，然后再去邮局，我等着信呢。”
　　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学了几个西班牙词。他对车夫咕噜了几句，马儿遂小步疾行起来。我们越过了一条条豪华而又破败的大街；风雨和贫困侵蚀了卡斯蒂利亚永久性建筑风格的别墅；花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一尊尊雕塑在渐渐剥落，红、紫、蓝色纷呈的繁花在半裸的树底下挣扎；墙头上，一排巨大的黑鸟在窥伺着。到处都感到死亡的气息。我高兴地又来到了印第安人集市边，骄阳炙烤的遮篷下挤满了生机勃勃的人群。
　　“等我五分钟。”我对刘易斯说。
　　他坐在一级石阶上，我走进了邮局。有一封罗贝尔的来信；我连忙拆开。他正在修订那部书的最后校样，并为《警觉》撰写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政论文。对。我是对的，用不着多担心。他尽管怀疑政治与写作，可还没有到彻底放弃的地步。他说巴黎天气阴暗。我把信放进了小包，走出邮局。巴黎是多么遥远！这里的天空是多么湛蓝！我挽起刘易斯的胳膊：“一切都很好。”
　　我们挤着穿过遮篷下的人群。这儿有卖水果的，卖鱼的，卖凉鞋的，也有卖棉织品的。女人们穿着绣花长裙，我喜欢她们那油光闪亮的发辫和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庞，印第安孩童们经常咧着嘴儿大笑，露出两排牙齿。我们坐进了一家弥漫着海鲜味的小酒店，侍者用啤酒桶给我们送上了一种冒着泡沫的黑啤酒。小酒店里尽是男人，而且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说笑个不停。
　　“他们看样子很幸福，这些印第安人。”我说。
　　刘易斯一耸肩膀：“谈何容易。那个小意大利国也一样，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散步，那儿的人们一个个也都显得幸福。”
　　“确实如此。”我说，“必须贴近去看。”
　　“我在等待着您的那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刘易斯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因为旅游本来就是欢快的事情。可我肯定他们并不欢快。”他吐出了一粒橄榄核：“当人们作为游客四处走马观花时，那就什么都看不真切。”
　　我朝刘易斯莞尔一笑：“咱们买一幢小房子吧。我们俩都睡吊床，我给您做硬玉米饼，咱们一起学着说印第安话。”
　　“我十分乐意。”刘易斯说。
　　“啊！”我叹息道，“可一个人得拥有多少个生命呀。”
　　刘易斯看了看我：“您应付得并不那么糟糕。”他微笑着说。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似乎觉得您设法拥有了两个生命。”
　　热血涌上我的双颊。刘易斯的话对我并不抱有敌意，可也不那么饱含深情。是因为巴黎的那封来信？我猛然感觉到并非就我一人挂念着我们这段私情：他也在挂念，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我暗自在说：我回来了，我总会回来的。可他也许在心底说道：她总又要离去的。如何回答他？我无言以答，忐忑不安地说道：
　　“刘易斯，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敌人的，对吗？”
　　“敌人？谁可能会是您的敌人？”
　　他一副明显的惊愕神色。我随口说出的这几个字确实笨拙。他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他微微一笑。突然我感到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为胆敢去爱却又不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而受到惩罚呢？
　　我们在旅馆用晚餐时，我们身边一侧挺立着一只玫瑰色的火烈鸟。梅里达旅行社给我们派了一位矮个子墨西哥人，刘易斯听他说话很不耐烦。我更是无心去听，一个劲地在心底自问：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从不谈论未来，刘易斯也从不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也许应该向他提问。可不管怎么说，早在一年前我就把自己要说的心里话向他全部倾吐了，再也没有新的话要补充。再说，言语是危险的，有可能搅乱一切。必须享受这份爱；当这份爱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时光之后，再谈也不太迟。
　　“夫人不能乘公共汽车去奇琴伊察。”矮个子墨西哥人说道，接着朝我咧嘴一笑：“小车全天都供你们使用，可送你们参观遗迹，汽车司机可为你们导游。”
　　“我们讨厌导游，喜欢随意徒步行走。”刘易斯说。
　　“玛雅旅馆可为旅行社的顾客提供优惠服务。”
　　“我们下榻维多利亚旅馆。”我说。
　　“不行，维多利亚是一家土著人旅店。”他说道，可他自己就是土著人。
　　看我们不答腔，他恶心地微笑着弓了弓腰：“你们这一天准会过得十分难受！”
　　实际上，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晚上就抵达了奇琴伊察，车上十分舒适。当我们路过充斥着美国人嘈杂声的玛雅旅馆花园时，我们不禁为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您听听他们！”刘易斯对我说，“我到墨西哥来总不是为了见美国人吧！”
　　他手提一只小旅行包，我们沿着一条泥路信步走去。一棵棵大树遮天蔽日，树上流下滴滴清水。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一股强烈的腐殖土、烂树叶和枯花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昏暗之中一只只闪动着大眼睛的猫在奔跑，可却看不见它们的身躯。我指着那一只只不见躯体的眼睛：“这是些什么东西？”
　　“是黄萤。在伊利诺伊也有。只要在玻璃灯罩里放进五只，就相当亮，可以照明读书。”
　　“那倒挺有用的！”我说，“我什么也看不见。您肯定还有一家旅馆吗？”
　　“当然肯定！”
　　我开始起了疑心。看不见一座房屋，听不到一点声息。我们终于听到了西班牙人的讲话声，朦胧间隐约可见一堵墙壁，没有一点儿亮光。刘易斯推开一道栅栏，可我们不敢向前迈步。猪在嗷嗷乱叫，鸡在咕哒咕哒鸣个不停，不知什么地方还响着一片蛤蟆的齐奏声。我喃喃地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刘易斯喊叫道：“这里是家旅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