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
　　“当我拒绝说集中营的事时，就是因为我看到说真话是有害的。”罗贝尔说。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什么？”
　　“如果在您看来古老的价值观念真的那么毫无用处，那您就会跟共产党人一起走。”
　　罗贝尔点点头：“你言之有理，是有一点站不住脚。我这就跟你说为什么：我太老了。”
　　“您的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与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的未来，只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这个未来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换言之，您希望共产主义获胜，而同时心里又清楚您无法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这样。我以后再跟你细谈。”他又补充一句，“我在这一方面要写一写，将作为我这部书的结论。”
　　“那等这部书写完之后，您准备干什么？”我问道。
　　“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二十五亿的人不写作呢。”
　　我不愿过分担惊受怕。罗贝尔不得不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他眼下正处于危机之中，以后还会转变的。但是，我承认我不喜欢他这种想法：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个噩梦始终缠绕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不得已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如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过这种事：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可谁也没有去开。
　　我感到相当沮丧，继后的日子里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见任何人。一天早晨，有个送货员忽然给我送来了一大束红玫瑰，我感到十分惊奇。玫瑰花包着透明纸，别着别针，上面夹着波尔的一封短信：
　　“好了！误会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给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来我家。”
　　我对罗贝尔说道：“情况并没有好转。”
　　“没有任何误会吧？”
　　“没有。”
　　他又重复了一遍跟我说过多次的话：
　　“你该送她去马德吕斯诊所看看。”
　　“要让她下决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医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边挂着谎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楼梯，双眼中潜藏着职业的目光。敲门时，我扮出一个笑脸，可在我看来，这种笑脸像是一种背叛。没想到波尔迎接我时竟出乎意料地亲热，她亲了我，为此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更加惭愧。她穿着一件式样已经过时的长裙，在挽起的头发和胸口上分别别着一朵玫瑰。整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
　　“你来了真好！”波尔说，“你始终都这么好，我可真担当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气，我当时是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
　　“我应该感激你，你给我送去了那么华美的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