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音中充满如此的信念，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把双唇放在他心脏跳动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决不会为这次重逢感到遗憾！”两天后我就要离去，未来重又存在了，但是，我们定能把未来创造成幸福。我抬起了头：
　　“刘易斯，如果您确实愿意，我春天再来这儿呆上两三个月。”
　　“无论您何时再来，这儿永远是春天。”刘易斯说。
　　我们紧紧地搂抱着，久久地凝望着星星。只见一颗流星在空中飞快地掠过，我连忙说：
　　“许个愿吧！”
　　刘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经许过了。”
　　我喉咙眼紧紧一缩。我知道他许了个什么愿，我也知道这一个愿望将无法实现。那儿，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那是我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生活，对它决不会有任何质疑。我春天时再来，可是来了还是要走。
　　第二天，我采购了整整一天的东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怜的货架和打扮寒酸的妇女，我给大家什么都买了一点，整整有一大摞东西。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了晚餐。当我搭着刘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时，我心里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储气罐的灯泡也最后一次在天地间闪亮。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仿佛闯进了杀人凶手，刚刚杀害了一名妇女，把她的衣橱翻得乱七八糟。我的两只行李箱大开着，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丢满了尼龙内衣、长统袜、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弥漫着爱情、死亡和大灾大难的气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殡仪厅：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圣物，是她就要带往彼世的临终圣体。我双脚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刘易斯走近衣橱，打开了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纸盒，显得不好意思地递给了我：
　　“这是我为您买的！”
　　薄薄的纱纸下，放着一朵芬芳馥郁的洁白的鲜花。我拿起花朵，紧贴着自己的嘴巴，呜咽着扑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刘易斯说，“法国人吃花吗？”
　　对，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来时红润、温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着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浓郁的芬芳中昏死过去，彻底地昏死过去。但是，我是活着进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刘易斯陪我到了那条大街的拐角，我们事先已经商定在这儿分手。他向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我上了车，门咣当一响，车子转过街角，刘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吗？”司机问我。
　　“不是。”我答道。
　　“他显得那么悲伤！”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伤，我自然也悲伤！但是，这已经不是同样的悲伤，两人都是孤灯只影。他孤单单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我孤零零登上飞机。
　　要从一个世界越向另一个世界，从一个肉体过渡到另一个肉体，仅仅十八个小时，这太短暂了，罗贝尔突然朝我一笑，此时此刻，我还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颊还紧贴着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开始诉说起来。我在信中已经向他诉说了不少见闻。然而，当我一张开嘴巴，我便感觉到我释放出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我刚刚度过的那一个个如此生机勃勃的日子突然间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后只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过去；刘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铜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这儿，漫步在从未离开的街道上，紧挨着从未分离的罗贝尔，诉说着一个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故事。这5月末的天是多么蓝，大街小巷都在卖铃兰花，流动摊贩小车的绿色篷布上摆着一扎扎用红纸包了半截的芦笋：在这片土地上，铃兰花、芦笋，全都是珍贵的宝物。
　　女人们穿着色彩欢快的布裙，可她们的皮肤和头发在我看来是那么暗无光泽！狭窄的马路上那散乱的车子是多么旧，多么小，多么破，橱窗里早已褪色的绒布上陈列的商品又是多么寒酸！我不可能看错：这严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现实之中。片刻后，更令人无法否认的是，我重又感觉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忧患的滋味。罗贝尔只对我讲有关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个个提问，显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贫困、不安，毫无疑问，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们便去了圣马丁。天气温暖，我们坐在园子里。罗贝尔一开口说话，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猜错：他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党人向他发起了攻击，早在一年前，他就担心这迟早会来临，除了在其他报纸上，他们还在《铁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伤害了他。这篇文章也伤害了我。文中把罗贝尔描写成一位老理想主义者，无法适应目前严酷的现实；可我反倒觉得他对共产党人作出的让步太大了，对他昔日的东西放弃得太多了。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