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西裤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1941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大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
　　亨利惊愕地看着吕克，吕克低头盯着自己的脚。
　　“你没有疯吧？你就不怀疑樊尚的钱是怎么弄来的？你多大岁数了？”
　　“四十岁。”吕克不快地说，“我知道樊尚是从那位曾和德国人合作过的牙科大夫那儿抓来的钱，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要是你害怕被指控同谋罪，请你放心，我已经有所预防。”
　　“那樊尚呢？我猜想他也小心至极吧！他说不准就会在这些混蛋伎俩中掉了脑袋！你就不明白？你满脑子是水还是什么东西？等到那个疯子被逮住的那一天，你就会感到了不起了。”
　　“我可没有求他什么。”吕克说，“要是我拒收他的钱，他就送给一家狗诊所。”
　　“难道你就不明白收了他的钱，等于怂恿他再干？他接济了我们多少次了？”
　　“三次。”
　　“你还指望继续这么下去？你跟他一般疯！”
　　亨利站起身子，向窗口走去。5月里，当他得知樊尚把纳迪娜也拉进了他们一伙，他曾狠狠地对他敲了警钟，还派他到非洲工作了一个月。樊尚回来后曾夸口已经改邪归正了，可他又故态复萌！
　　“我得找个法子吓唬他。”亨利说。
　　“你答应我保守秘密的。”吕克说，“他曾让我发誓决不告诉你，千万不能让你知道。”
　　“那当然！”亨利回到桌旁，“不管怎样，我能不能跟他说点什么，反正都是一回事。”
　　“再过十天，有一笔款要付。”吕克说，“可我们付不出。”
　　“我们明天就跟特拉利奥谈去。”亨利说。
　　“要是能再赢得一两个月就好了，困境差不多就摆脱了。”
　　“差不多，这可不够。”亨利说，“再固执又有何用？订数没有回升，日子一长特拉利奥就有可能改变主意。”亨利把手搭在吕克的肩头：“只要能像以前一样自由，这又有何妨？”
　　“到时就再也不一样了。”吕克说。
　　“肯定完全一样，只是再也用不着为钱的事烦心了。”
　　“这是最好不过了。”吕克叹息道。
　　一想到钱的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亨利轻松了许多。两天后，他心底坦然地走进了特拉利奥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了书籍，表明主人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商人。可特拉利奥本人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加上一个半秃的脑袋，十足一副大企业家加富豪的派头。“在整个被德占领期间，我们工作紧密配合，可竟没有见过一面！”他有力地握着亨利的手说：“您与维尔朗德很熟，对吧？”
　　“当然，您当时在他的联络网？”
　　“对，那是个非凡的人物。”特拉利奥稍带忧伤的口气说道。继而一个自豪的微笑天真地显现在他的脸上，连面孔也因此而变圆了：“正是通过他我才结识了萨玛泽尔。”他示意亨利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那个时候，重要的是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
　　“那已经很遥远了。”亨利搪塞着说。
　　“幸亏能使用金钱来维护人的某些价值，这倒也是个安慰。”特拉利奥以一副动人的神态说。
　　“迪布勒伊把处境跟您说了吧？”亨利问。
　　“大概说了说。”
　　特拉利奥的目光里含有一种迫不及待想了解情况的意思。实际上，他对情况了若指掌，可为了从容地对亨利考察一番，他必须耍一下手腕。亨利并不自信地开始谈了起来。他也仔细观察着特拉利奥。特拉利奥和蔼可亲地聆听着，但可亲之中又带有几分俯允的神态。他确信自己享有特权，但口头上却声明放弃，为此而洋洋得意，自认为比那些一无所有但内心又不甘心被剥夺的人高出一头。根据迪布勒伊的介绍，亨利想象中的特拉利奥并不完全是这副姿态。在他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软弱、忧虑的表示，也没有慷慨、大度的印记。如果说他属于左派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径。
　　“这里，我打断您一句！”他突然说，“您说订数的下降是必然的。”他定睛看了看亨利，仿佛就要揭示一个危险的真理：“我并不相信什么必然性，甚至可以说这是阻止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因之一。我个人的经历与您不同。我是个生意人，是个实干家，这一经历告诉我事物发展的进程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因素的偶然介入而改变。”
　　“您的意思说有可能避免订数下降？”亨利口气有些生硬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