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尔一耸肩膀：“你要我怎么办？”
　　“起诉。要是别人不答应，他们就没有权利拍照。”
　　纳迪娜双唇颤抖。她父亲是个名流，这向来让她讨厌。每当一位新的教授或一位主考官问她“您是罗贝尔·迪布勒伊的女儿”时，她便恼羞成怒，一声不吭。她为他而自豪，但是她希望他声名显赫而又鲜为人知。
　　“起诉，这会造成太大的反响。”罗贝尔说，“不行，我们没有武器。”他把刊物一扔，说道：“你那天说的事太对了，对我们来说，露脸就算裸体。”
　　他总是那么准确地向我提起我早已彻底忘却了的一些话，我对此感到惊讶，他对这些话赋予的意义往往比我赋予的更为深刻，他总是给所有人的话都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裸体从露脸开始，而诲淫始于多言。”他继续说道，“他们规定我们只能是雕像或亡灵，一旦发现我们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世，他们便谴责我们欺世盗名。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就会轻而易举地酿成丑闻：笑、说、吃，这都是现行犯罪。”
　　“那么，您就设法不要让人发现。”纳迪娜声音激怒地说。
　　“听我讲，”我说道，“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噢！你呀，那当然！即使有人从你的脚上踩过去，你都会以为别人是偶然碰到你的脚。”
　　实际上，他们围绕着罗贝尔的这番大吹大擂并不让我高兴。尽管他自1939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发表——除在《希望报》写点文章之外——可人们吹起他来比战前还更起劲得多。人们强烈要求他设法进入法兰西学院、争取荣誉勋位，记者们围追着他，报上刊登了有关他的成堆成堆的谎言。“法国在吹嘘其地方特产：文化与时装。”他常对我这样说。他为围绕着他的这些胡言乱语也感到恼火，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尽管给纳迪娜百般解释，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可她每次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罗贝尔的消息或见到他的照片，总大怒一场。
　　现在，家里的门又叮咣作响，家具又东倒西歪，书籍又嘣嘣地往地板上乱丢一气了。这骚乱劲儿打一清早便开始。纳迪娜睡眠很少，她认为睡觉就是浪费光阴，尽管她并不太知道怎么利用时间。一旦要去从事哪项职业，她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牺牲许多东西，因此，在她眼里，做任何事情都是白搭。她实在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事情。当我见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打字机前时，我常问她：“有进步吗？”
　　“我还是学化学好，可我又怕通不过。”
　　“那就好好学你的化学吧。”
　　“可总得有个秘书会打字啊。”她一耸肩膀，“脑子里要记那么多公式，太荒诞了。这跟真正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
　　“要是那么烦你，你就丢了化学呗！”
　　“你总对我谆谆教导。不要像风标那样行事。”
　　她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小时候，我常教她该如何如何，她厌烦透了，如今，她反过来又用那些话来对我。
　　“有的情况下，固执己见就是愚蠢。”
　　“可你别慌张！我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无能。这次考试，我会成功的。”
　　一天下午，她叩响了我的房门：“朗贝尔来看我们了。”
　　“来看你的。”我说。
　　“他后天又要出发去德国，他一定要跟你道个别。”她声音激动，又嘀咕了一句：
　　“来呀，不来就不太客气了。”
　　我随她来到了起居室。可我清楚，朗贝尔实际上并不太喜欢我。纳迪娜争强好胜、缺少诚意、执拗任性，这刺伤了他的心，他无疑——不无道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我猜想他也一心想找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妇人作为他心目中的母亲，可却坚决抑制住这一幼稚的欲望。他鼻子微翘，双颊有些虚肿，这张面孔暴露了一个归顺之梦经常萦绕的精神和肉体。
　　“你不知道朗贝尔跟我谈了些什么吧？”纳迪娜激动地说，“十个流放者中，美国人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一个，全都被活活地拖死在集中营了。”
　　“开始几天，就有一半丧了命，因为让他们猛填红肠和罐头。”朗贝尔说，“而现在，早上就给他们一个汤，晚上一点咖啡，外加一截面包，他们都得了斑疹伤寒，像苍蝇一样一群一群地死去。”
　　“必须把这一切公布于世。”我说，“必须起来抗议。”
　　“佩隆会去做的，可他需要确凿的事实，但这很难，因为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去集中营。正是为此事我才又要出差。”
　　“带我一起去吧。”纳迪娜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我求之不得。”
　　“我的要求有什么可笑的吗？”纳迪娜声音不快地说。
　　“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朗贝尔说，“他们只给战地记者放行。”
　　“也有女的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