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革命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有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人读者的反感。
　　不过，他这样准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麻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脑子里一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利伯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
　　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您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哄骗我的读者。”他曾暗暗发誓，对读者说的事情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启迪，有助于他们思考问题，总之，要说事实真相。可现在，他却在干哄骗的勾当。怎么办？他总不能关闭编辑室，辞退全体人员，钻进哪个房间呆上一年，闭门不出，只与书本打交道！报纸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利伯饭店门前停下了脚步。
　　和朗贝尔一起吃晚饭，他感到欢悦。可向他诉说自己的近况，亨利又有点儿心烦，不过，他希望朗贝尔不要过分在意。他进了旋转门，突然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着美国军装，空气里弥漫着黄烟味，橱窗里摆着奢华的装饰品。朗贝尔笑盈盈地迎上前来，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军服。在用作战地记者饭堂的饭店餐厅里，桌上摆着黄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这个饭店里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朗贝尔乐呵呵地说，“我们马上就要跟德国战俘吃得一样好了。”
　　“美国佬好生喂养他们的俘虏，你气愤吗？”
　　“并不完全为吃的事，尽管法国人填不饱肚子，而他们却有吃有喝，让人无法容忍。丑恶的是整个的情况：他们对德国佬，包括纳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对集中营里的人却那样对待。”
　　“我很想知道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进入集中营，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说。
　　“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个水落石出。”朗贝尔说。
　　“很明显，眼下，我们对美国并不热乎。”亨利一边往盘子里装罐头猪肉和面条，一边说道。
　　“没有必要热乎！”朗贝尔一皱眉头：“可惜这叫拉舒姆那么开心。”
　　“我来时还琢磨这个问题呢。”亨利说，“你只要说一句反共产党的话，你就是在干反动的勾当！可你一批评华盛顿，你又成了共产党。除非怀疑你属于第五纵队。”
　　“还好，事情越辩越明。”朗贝尔说。
　　亨利耸耸肩膀：“不应过分乐观，你还记得吧，圣诞节前夜，我们说过《希望报》决不容忍他人网罗。嗳，这可不那么简单。”
　　“那就继续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话好了！”朗贝尔说。
　　“你要明白！”亨利说，“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们解释他们应该开动脑筋，可我自己又凭什么指导自己呢？凭自己良心的声音！”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是欺骗！”
　　朗贝尔微微一笑：“你给我举几个比你更认真的记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你亲自处理每一封来函，对一切都躬亲过问。”
　　“我每天都尽量做到正直。”亨利说，“可问题正在这里，我因此而没有一分钟的闲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问题。”
　　“行了吧！你的读者对这样就已经很满意了。”朗贝尔说，“我认识一伙大学生，他们说话总是以《希望报》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说。
　　朗贝尔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总不会去整天研究那些统计数字吧？”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亨利回答说。出现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还是赶紧了结了那件麻烦事吧。
　　“我把你写的小说稿带来了。”他说道，朝朗贝尔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亲身经历，体验也极为真切，而且你也经常跟我谈起，是那么动人，你写的专题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可在你的小说稿里却什么也没写进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觉得不行吧？”朗贝尔说，他一耸肩膀：“我早跟你说过了。”
　　“问题在于你丝毫没有把你的真情实感写进去。”亨利说。
　　朗贝尔犹豫不决：“有的东西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可对别人来说却毫无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们反而强烈地感觉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打动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写这些故事时，像是在受罚，像小学生在做额外的作业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种天赋。”朗贝尔说。
　　他微笑着，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觉到他实际上对这些小说看得是很重的。
　　“谁有天赋？谁又没有天赋？实在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说，“不。你错就错在选材，你选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题材，问题就在这里。下一次，你要尽量把自己摆进去。”
　　“我不会。”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创作家。”
　　“别胡说八道！”亨利说，“这些短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贝尔摇摇头：“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一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够可怜的。”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再说当知识分子，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贝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