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从来就不是保持中立的！”亨利说，“我向来同意与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
　　“咱们有话明说：您只不过答应我们用您的名字并参加了几次活动，仅此而已。”
　　“别忘了，我手头有一份报纸。”亨利不快地说。
　　“说的正对，我考虑最多的正是您的那份报纸：它再也不能持中立态度。”
　　“可它决不中立！”亨利诧异地说。
　　“那还要怎么才算中立！”迪布勒伊一耸肩膀：“站在抵抗运动一边，这不再成其为什么纲领。”
　　“我没有纲领。”亨利说，“可一旦需要，《希望报》便会表明立场。”
　　“噢！不，它没有表明立场；再说它与别的报纸没有两样，你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可实际上串通一气，迟迟不表态。”迪布勒伊的话声中带着愤怒：“从《费加罗报》到《人道报》，你们全都是些故弄玄虚的骗人玩艺儿；你们对什么都是唯唯诺诺，无论是对戴高乐，还是对雅尔塔协定，无不点头称是；你们假装相信还有什么抵抗运动，相信我们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有一个人在他最近撰写的社论中简直在胡说八道，那就是您的好友吕克。说真的，我们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经开始倒退：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披露真相！”
　　“我还以为您与《希望报》观点一致呢。”亨利说道。他的心开始跳得更快了。他感到震惊，这四天里，他和这份报纸息息相关，就好比与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可《希望报》突然遭到谴责，而且是遭到迪布勒伊的谴责！
　　“对什么问题观点一致？”迪布勒伊问道，“《希望报》根本没有路线。你们天天抱怨没有实行国有化。可还有呢？真正值得一写的是谁制止了国有化、原因何在。”
　　“我不愿让自己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亨利说，“当舆论坚决要求之时，改革自然会进行。我正设法鼓动舆论，为此，我决不能让我们一半的读者感到不快……”
　　“您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吧？”迪布勒伊一副怀疑的神色问道。
　　“不。”
　　“那就别来跟我谈什么舆论。”迪布勒伊说，“一方是要求改革的无产阶级，另一方是不要改革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这是因为它不太清楚它的利益何在；可别指望影响它。起决定因素的是形势。”
　　亨利一时拿不定主意。阶级斗争并未过时；难道这就宣判了对人们的诚意与情理的任何召唤都无济于事？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错综复杂。”他说道，“我丝毫不敢肯定能对小资产阶级起到什么作用。”
　　迪布勒伊示意有话要说，可亨利挡住了他，“还有，”他激动地说，“工人们阅读《希望报》，这是因为他们从《希望报》中读到了与《人道报》不同的东西，是因为《希望报》给他们注入了新鲜空气；若我站在共产党报纸的同一立场，或者我一味重复他们说过的事情，或者我采取反对他们的态度，那工人们都会让我垮台。”他接着用妥协的口吻补充道：“我要打动的人比您要聚集的人多得多。为此，我不得不拥有一个更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
　　“对，您打动了许多人。”迪布勒伊说，“可您刚刚亲口道出了其原因之所在！如果说您的报纸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它不妨碍任何人。它什么都不抨击，什么都不维护，只不过把各种问题都摊开而已。大家读起来津津有味，可就像是在读一份地方小报。”
　　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又来到安娜身边坐下，她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而安娜则显得尴尬不堪，朱利安已经不见踪影；斯克利亚西纳终于从沉思中醒来，一会儿看看亨利，一会儿又瞧瞧迪布勒伊，一副仲裁的神态；可他们俩并没有争吵不休。亨利面对对方激烈的攻击哑口无言。
　　“可您到底要想干什么？”亨利问道。
　　“要您表明立场，确定与共产党的关系。”迪布勒伊说。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迪布勒伊，迪布勒伊常常满腔热情地参与他人的事情，可人们也往往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干的是自己的事。“说到底，您建议我执行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纲领。”
　　“对。”迪布勒伊回答道。
　　“您总不至于试图让《希望报》成为您那个行动的报纸吧。”
　　“这很正常。”迪布勒伊说，“《希望报》的弱点就在于不代表任何运动，而另一方面，一个运动若无报纸，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标一致，但方法并不一致。”亨利说。他后悔地想：“迪布勒伊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见我，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满怀的欢悦烟消云散。“朋友之间夜晚相聚，难道就不能不谈政治？”他在心底自问。并没有必要急着谈这些事情，迪布勒伊完全可以推迟一两天，他现在竟变得像斯克利亚西纳一样躁狂。
　　“问题正在这里，您改变一下方法大有好处。”迪布勒伊说。
　　亨利摇摇头：“我到时把我收到的一些信件给您看看，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来信，那是些教师、大学生，《希望报》中最让他们喜欢的，就是它的真诚。如果我突出某个纲领的话，那我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
　　“当然，若有人怂恿他们随波逐流，知识分子总是兴高采烈。”迪布勒伊说，“他们的信任……就像另一个人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用场？”
　　“给我两三年的时间，我保证用手拉着他们加入您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亨利说。
　　“您真相信这一点？那么，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迪布勒伊说。
　　“有可能。”亨利微显愠怒地说，“在1941年，我也曾被人说成理想主义者。”他以坚定的声音补充道：“我对一份报纸应该如何办自有看法。”
　　迪布勒伊茫然地一摆手：“我们以后再谈吧。可请您相信我：从现在起六个月后，《希望报》一定会追随我们的政治路线；要不就会成为废纸一张。”
　　“得了，我们六个月后再谈。”亨利说。
　　他突然感到疲惫、慌乱。迪布勒伊的提议逼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横下一条心，决不答应。可他目前需要单独清静一会儿，以清醒清醒头脑。“我该回家了。”他说。
　　回家的途中，波尔一直保持缄默，可两人刚一踏进家门，她便开了腔：
　　“你不会把这份报纸给了他吧？”
　　“当然不会。”亨利说。
　　“你真的有把握？”她问道，“迪布勒伊非要得到它，他可是死不回头的。”
　　“我也一样。”
　　“可你最终总对他让步。”波尔突然扯开了嗓门，“你为何同意加入那个革命解放联合会？好像你手头的事还不够做似的！你回来都四天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交谈过五分钟，你那部小说也没有写上一行字！”
　　“我明天早上就动笔。报社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