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贝尔把身后的门关好，亨利把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上。女秘书在鼓鼓的卷宗夹上标着：小说通讯。他犹豫了片刻。他在战争期间创作了这部小说，从未考虑等待它的将是何种命运，甚至也不敢肯定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它。如今，小说问世了，人们也阅读了；亨利也就受到了评判、议论，得到了评价，就如同他经常评判、议论他人一样。他把剪报一一摊开，开始浏览起来。波尔说什么“一举成功”，他以为她夸大其辞；可事实如此，评论家们用的也是赞美之词。朗贝尔显然抱有偏心，拉舒姆也不例外，所有这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批评家对抵抗运动的作家都存有明显的善意；不过，友人和陌生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证实了新闻界的评价。
　　确实，即使保持清醒头脑，也大有令人得意的地方：这些怀着激动心情写下的文章的确激荡人心。亨利欢快地伸了伸腰。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具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两年前，厚实的窗帘紧遮着漆成蓝色的窗玻璃，他与黑暗的城市和整个地球隔断了联系，他的那支笔在纸上犹豫地摆动。如今，出自他喉舌的那些很不清晰的呐喊在世间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声音；他内心秘密的运动化作了他人心田中的真理。“我本该向纳迪娜好好解释。”他心里想，“倘若别人无关紧要的话，那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但是，如果说他人举足轻重的话，那要用词语赢得他们的友情、他们的信任，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要听到他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心中引起反响，这谈何容易。”他抬起眼睛，门开了。
　　“我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抱怨的声音说，“你总可以给我一刻钟吧。”
　　玛丽·昂热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是用于《未来》杂志，要一大篇东西，登在头版，并配以照片。”
　　“请听着，我从不接受采访。”
　　“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我的采访就价值千金了。”
　　亨利摇了摇头。玛丽·昂热愠怒地接着说：“你总不能为了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毁了我的事业吧？”
　　亨利微微一笑。一刻钟的交谈对她如此举足轻重，可对他来说却那么微不足道！说实在的，他的心绪颇佳，真想谈谈自己。喜爱他作品的人中，肯定有不少希望能对作者有更深的了解；他愿意给他们提供一点情况，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真正地对他产生好感。
　　“行。”他说，“你需要我给你讲点什么？”
　　“呃，首先，你出生何处？”
　　“我父亲是屠耳的一个药店老板。”
　　“然后呢？”她问道。
　　亨利迟疑了片刻；开门见山就谈自己，这不太妥当。
　　“谈吧。”玛丽·昂热说，“跟我谈谈儿童时代的一两件往事。”
　　往事，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不少，可他觉得那些往事并不太重要，惟独在亨利二世餐厅用的那次晚餐，那天晚上，他终于摆脱了心头的恐惧感。
　　“好，这就算一件。”他说，“这几乎无足轻重，可对我来说则是许多事情的开端。”
　　玛丽·昂热把铅笔支在采访本上，用一副鼓励的神态望着他。亨利继续说道：
　　“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威胁着世界的灾难：红祸、黄祸、野蛮、堕落、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把这一切总看成是恐怖的魔鬼，它们就要吞噬整个人类。那天晚上，我父亲如同往昔那样预言：革命就要爆发，文明即将堕落；我母亲则一副惊骇的神情随声附和。我突然想到：‘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获胜的也还是人。’这也许不是我当时想的原话，可意思差不多。”亨利微微一笑：“那效果神奇极了，魔鬼不复存在，天底下相处的都是人。”
　　“然后呢？”玛丽·昂热追问道。
　　“然后嘛，自这天以后，我驱逐了魔鬼。”他说。
　　玛丽·昂热神色困惑地看了亨利一眼：
　　“可你的故事，它是怎么结束的？”
　　“什么故事？”
　　“你刚刚开始讲的故事。”她不耐烦地说。
　　“没有别的结尾。它已经讲完了。”亨利说。
　　玛丽·昂热“啊”了一声，紧接着以抱怨的口吻补充道：“我想要点生动别致的东西！”
　　“噢！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别致之处。”亨利说，“药店让我生厌，外省的生活令我烦恼。万幸的是，我在巴黎有个叔叔，他介绍我进了《星期五》报社。”
　　他打住话头。他初到巴黎的几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可不知从何说起。
　　“《星期五》是份左派报纸。”玛丽·昂热说，“你那时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别恐惧右派的思想。”
　　“为什么？”
　　亨利思虑了片刻：“我当时二十岁，雄心勃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成为民主党人。我想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左派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倘若竞赛一开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赌注也就失去其一切价值。”
　　玛丽·昂热在本子上刷刷直记；她看上去并不聪慧。亨利搜索一些简明易懂的词句：“一只黑猩猩和人类中最低能的人之间的差别要比后者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差别大得多！表现自我的意识，这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亨利正要张口往下说，可玛丽·昂热抢在了他的前面：
　　“跟我谈谈你的第一步。”
　　“什么第一步？”
　　“涉足文坛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写点什么。”
　　“《不幸的遭遇》问世时，你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荐了你吧？”
　　“他帮了我许多忙。”
　　“你是怎么与他结识的？”
　　“报社派我去采访他，可却是他设法让我说话；他让我以后再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谈谈细节吧。”玛丽·昂热以抱怨的口吻说道，“你谈得糟透了。”她紧紧地盯着亨利的眼睛：
　　“你们在一起时都交谈了些什么？”
　　他一耸肩膀：“什么都谈，跟普通人一样。”
　　“他鼓励你写作了吗？”
　　“是的。我一写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让莫瓦纳读了，莫瓦纳很快就接受了……”
　　“你获得了巨大成功？”
　　“获得了行家的好评。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谈一点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诱惑的神情说道。
　　亨利有点犹豫。
　　“可笑嘛，是因为人们往往以巨大、辉煌的梦想而开始，可后来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满足了……”
　　玛丽·昂热叹息道：
　　“有关你其他作品的书名及其发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应征当过兵？”
　　“在步兵部队，是个二等兵。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军官。5月9日在武齐埃附近的天神山我负了伤，被送到蒙太利马尔；9月份回到巴黎。”
　　“你在抵抗运动中具体做了些什么？”
　　“吕克和我于1941年创办了《希望报》。”
　　“可你还从事过其他活动？”
　　“这无关紧要，不谈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写作的确切时间？”
　　“1941年和1943年期间。”
　　“你是否已经动笔写别的东西了？”
　　“还没有，不过我就要写。”
　　“什么？一部小说？”
　　“一部小说。可目前还十分模糊。”
　　“我听说要办一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