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会在今天就看到自己的末日。无论今天还是别的日子，永远不会。别人会看到我的死，但我自己却永远见不到死的一天。
　　我又闭起双眼，可却难以重新入睡。死神怎么又穿越了我的梦境？死神在游荡，我感到它在徘徊。为什么？
　　我并不是永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死去。孩提时代，我信仰上帝。一件洁白的裙服和两只熠熠闪光的翅膀在天堂的更衣室里等待着我：我希冀穿透乌云。我躺在绒被上，合抱着双手，任凭自己沉醉在天堂的极乐之中。有时，我在睡梦中自言自语：“我已经死了。”但是，我那警觉的声音确保我永恒。死亡的沉寂，我恐怖地发现了它。一只美人鱼在海边渐渐死去，她为了一位年轻男子的爱而放弃了自己不朽的灵魂，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几抹白色的浪花。为了让自己心静，我常在心底默默地说：“这是个传说。”
　　这并非是个传说。美人鱼就是我。上帝变成了冥冥的苍穹深处的一个抽象概念。一天晚上，我把它彻底抹去了。我从未为抛弃上帝而遗憾，因为是它窃走了我的乐土。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一旦我抛弃了上帝，我便判了自己死刑。当时，我才十五岁，在空荡荡的套间里，呼天喊地。后来我恢复了理智，扪心自问：“别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将怎样生活？难道我要带着这般恐惧去生活？”
　　打从我爱上了罗贝尔之时起，我便再也不感到恐惧，对任何东西都毫不惧怕。只要我呼唤一下他的名字，我便平安无事。他就在毗连的房间里工作；我可以起床，去开门……可是，我仍然躺在床上。我不敢肯定他会听不见那细微的咬噬的声响。大地在我们脚下断裂；苍天在我们头上张开一道深深的裂缝，我再也不知道我们是何许人，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我蓦地惊跳起来，睁开眼睛：怎么能假设罗贝尔面临危险呢？这怎能容忍？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真正令人焦虑的事，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新鲜事。我浑身疲惫不堪，我酒喝过量了，原来只是凌晨4点发作的一场小小的谵妄。但是，谁能决定何时神志最为清醒？难道不正是在我自感仍然安然无恙之时，我又说了谵语？我是否真的相信安然无恙？
　　我难以回首往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向来不十分留意。惟有事件本身清清楚楚：逃难、回归、警报、炸弹、长队、开会、《希望报》的创刊号，一切都历历在目。在波尔的寓所里，一支棕色的蜡烛喷吐着尚未燃尽的火焰，我们用两只罐头盒制作了一只小炉，用纸烧火，烟熏得我们眼睛像针扎了一样。外面，是一滩滩鲜血，枪弹呼啸，炮声隆隆，坦克轰鸣。然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笼罩着同样的死寂，经受着同样的饥饿，珍藏着同样的希望。每日清晨，我们被同一个问题所催醒：X字旗是否仍在参议院上方飘扬？当我们在蒙巴纳斯十字街头围着节日的篝火欢腾雀跃时，我们心中荡漾的是同样的节日的喜悦。接着，秋去冬来，我们在圣诞树闪烁的光芒之中终于忘却了我们已经死亡，我察觉到我们重又开始存在，各自为着自己而存在。“你觉得过去的还会重现吗？”波尔问道。亨利对我说：“我渴望写一部欢快的小说。”
　　他们终于可以重新高声畅谈，发表作品，终于又可以商讨问题，建立组织，筹划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切，他们一个个才喜气洋洋。我不该选择这样的时刻自我折磨。今夜是节日，是第一个和平的圣诞节，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迪埃戈无缘欢度。我们尽情欢跳，我们围着闪烁的希望之光的圣诞树热烈拥抱，可已不在世间的人是何其多呀，啊！何其多！谁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临终嘱托，谁也不知他们葬身何处；空间把他们彻底吞没了。解放后的第三天，热纳维埃夫收到了一口棺材：确实是这一口吗？雅克的尸体没有找到。一位战友说他曾把一些笔记本埋到了一棵树下。什么笔记本？哪一棵树？索妮亚曾通过别人要一件羊皮套衫和几双丝袜，后来她再也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拉舍尔和美貌非凡的罗莎的尸骨葬在何处？过去，朗贝尔在自己的怀里曾多少次搂抱着罗莎柔美的身子；如今紧搂着纳迪娜，纳迪娜笑得是多么开心。想当初，迪埃戈过去紧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喜笑颜开。我凝望着镜面深处的那条枞树小径，心中默默地在想：这些蜡烛、枸骨叶冬青和槲寄生，他们看不到了，这儿给予我的一切，全是我从他们那儿夺来的。“有人把他们打死了。”第一个死的是谁？是他父亲还是他？死亡没有列入他的计划：他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就要死亡？他曾奋力抗争还是安于天命？怎能知道呢？既然他已经身亡，知道又有何用？
　　既没有留下生日纪念，也没有留下墓穴碑文。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摸索着穿越他所热爱的这一喧闹的生活，仍然寻觅着他。我把手伸向灯泡，可又垂了下来。我的写字台里有一张迪埃戈的照片，可即使看上几个时辰又有何用？乱如荆棘的头发下那张有血有肉的脸，我再也看不到了；那张脸上，一切都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他坐在办公桌前，亨利问道：“万一纳粹胜利，您干什么去？”他回答道：“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娶纳迪娜为妻，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本来他是有可能成功的，早在十六岁时，他就已善于把词语变成钱币，也许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成功，需要五年或者四年。他活得是那么仓促。我们常常紧挨着围坐在取暖电炉旁，我高兴地望着他贪婪地阅读黑格尔或康德的著作。他飞快地翻动著书页，仿佛在浏览一部侦探小说，可实际上他都读懂了。惟独他的梦想总是姗姗来迟。
　　他的所有时光几乎都在我们家度过。他父亲是位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他一心就想着做生意赚大钱，他自称受到西班牙领事馆的保护。迪埃戈责备他父亲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发女郎做情妇。我们生活清苦，这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龄，对罗贝尔充满敬意：一天，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来找罗贝尔，我们就是这样与他结识的。他与纳迪娜相遇后，一见钟情，马上把他的爱奉献给了她。这是他的初次恋爱，也是惟一的一次恋爱。纳迪娜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无比激动。她把迪埃戈安顿到家里。迪埃戈对我也很喜欢，尽管觉得我过分理智了些。晚上，纳迪娜总是要我陪伴着，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她的身旁，常问我：“还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儿和我，我们亲亲热热。我感谢她能够保持真挚的爱情，而她也感激我没有违背她的心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登月舱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
　　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一张尽头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又肮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法郎①，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卷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①旧法朗，100旧法郎为1新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