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上帝的羞辱中惊奇地发现了对人的废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是惰性的、被动的、遍体鳞伤的，他有一种苍白的、有血痕的，暴露在野兽、匕首、男性之前的受难者的翻转过来的形象，小女孩常常被迫认同于这一形象；她十分感动地看到，这个人，是人的上帝，扮演了她的角色。她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她被许诺会有耶稣复活的光辉。这就是她：
　　她证实了；她的前额在荆冠下流着血，她的手、她的脚、她的侧面，已被无形的铁器刺破。
　　在天主教教会所承认的321个带有圣痕的人当中，只有47个是男人；其他的人——包括一些像让南·德·拉·克鲁瓦那样有名的圣徒——则是些女人，一般都过了绝经期。最负盛名的当属凯瑟琳·埃默里奇，她明显早熟。她24岁时便渴望去受荆冠之苦；她看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轻男子走到身旁，把荆冠扣在她头上。第二天她头的两边和前额肿了并开始流血。4年后，她欣喜若狂地看到基督带着累累的伤口，伤口中射出利刃般寒光，把血从这个圣徒的手上、脚上和侧面给吸走。她时常流血和咯血。而直到今天，每逢到耶稣受难日，泰丽莎·纽曼也要向来访者展示她那张正在流着基督的血的脸。
　　从圣痕当中可以获得使肉体倍生光辉的神秘炼金术，因为圣痕表现了以流血形式出现的神圣爱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女人特别关心鲜红的血液变成金光灿灿的火焰。她们被男人之王侧面所流出来的血给迷住了。锡耶那的圣·卡特琳在大多数书信中提到了这一点。
　　福利尼奥的安琪拉谦卑地冥思耶稣的心和他侧面那裂开的伤口。凯瑟琳·埃默里奇穿红色衬衫是为了和似乎穿着“浸着血的衣服”的耶稣相似；她“通过耶稣的血’看到了一切。玛丽·阿拉克奎（我们已经看到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花了3个小时用耶稣的圣心来解她的渴。她用硕大的血块来表达信徒的崇拜，她周围到处都是爱的热情之箭。这个标志集中了伟大的女性梦想：通过爱情，从流血走向光荣。
　　狂喜、幻觉、和上帝谈话——这种内心体验对有些女人是足够了。其他女人则觉得必须通过行动把这种体验传到世界。行动和冥想之间的联系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有些行动的女人，如圣·卡特琳、圣·泰丽莎、冉·达克，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明确制定了达到目标的措施：她们的幻觉只不过是为她们的坚信不移提供了客观意象，从而鼓励这些女人在她们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还有一些自恋的女人，如居荣夫人和克吕登纳夫人，在经历了一个无声的热情时期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处在居荣夫人所谓的“使徒地位”上。
　　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太有把握；而且，和在社会服务机构中寻求刺激的女士们一样，她们极少关心倘若要做某件事，她们该怎么办。克吕登纳夫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在把自己表现为大使和小说家以后，把对自己优点的看法内在化了：她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命运负责，不是为了保证某些明确想法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通过她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是一个得到上帝灵感的人。如果说有点美、有点聪明就往往足以让女人感到她是值得效忠的，那么她会更有理由认为，当她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时，她就会承担一种使命；她传播模糊的教义，她经常建立教派，所以这可以让她通过她所激励的群体成员，去实现她那令人激动的人格丰富。
　　和爱情乃至自恋一样，修女的热情也可以与主动和独立的生活并为一体。但是她们本身的这些拯救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或者每一个女人都和某种非现实（她的双我，或上帝）有关系；或者她制造一种同现实存在的非现实关系。两种情况她都未能把握世界；她没有摆脱她的主观性；她的自由仍然受挫。唯一存在的道路就是真实地利用她的自由，这就是说，要通过积极进入人类社会的行动去设计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