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分离的存在物；她的这种善恶对立说消除了她作出困难选择时的焦虑，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恶和小恶之间作出抉择，非得自己来确定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不可——这一切包含着极大风险。对于这个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来说，好麦子和莠草的界线截然分明，人们只能除掉莠草；灰尘本身应当受到惩罚，清洁意味着完全不脏；使房子清洁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所以女人会认为，“这全是犹太人的罪过”，或全是共济会的罪过，或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或全是政府的罪过；她永远反对某人某事。在反对德赖弗斯的人当中，女人甚至比男人还不留情。她们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恶的本原，但她们期望“好政府”能够像她们清扫房子里的灰尘那样把它给清除掉。对于热情拥戴戴高乐的人来说，戴高乐就是清扫大王；她们认为他会拿着鸡毛掸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国变得“清洁美丽”。
　　但是这些希望仅仅是针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眼下恶仍在不断地侵蚀着善；女人既然无法下手攻击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就只好到处找个能够负责的人来，以便可以具体地发泄她的义愤。丈夫是她最喜欢挑选的牺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体现者，男性世界通过他对她进行管理和欺骗。他以世界为己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是他的罪过。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让他也觉得这些该谴责。她对他常怀有一种特别的不满；但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拥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对丈夫或情人所怀有的敌意，倒使她依恋于他，而不是疏远于他。一个男人若是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便想离开她，但女人却想让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边，以便能让他付给报酬。反唇相讥不是为了摆脱不幸，而是为了沉迷于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败为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像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闹的原因。
　　当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于她的生活是建立在无力反抗这一事实上的；不过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从生理学上来看，她的神经控制力不那么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自我放纵。教育或习俗的这一影响的确很明显，例如以前像本杰明·贡斯当和狄德罗那样的男人，就常常泪如泉涌，而后来男人不再流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过时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女人从未真诚地接受过这个世界，她随时准备对它采取一种受挫的态度。男人的确在接受这个世界，甚至连不幸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将正视它，将不让自己“投降”；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女人想到世界对她的敌意，命运对她的不公正。
　　于是她急忙退到她最可靠的庇护所：她自己。她面颊上所挂着的泪痕，所哭红的眼睛，不是她为悲痛所伤害的灵魂的明显表现又是什么？眼泪滴在她皮肤上是凉的，流在她舌头上是略有咸味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虽辛酸犹温柔的抚慰；她的面容在这温柔的流动下闪闪发光。眼泪既是哀怨也是安慰，既是热情的抚慰也是冷静的抚慰。眼泪是女人最有效的托辞；它像突如其来的狂风，如阵阵发作的台风，似四月的冰雹，让女人变成哀怨的泉水，暴风骤雨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雾朦朦的；它们看不见了，消失在雨水中；她看不见了，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人们希望她能够被征服，但她却自己掉进了失败的泥潭中；
　　她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沉，她被淹没了，她难倒了正在注视她的男人，他束手无策，犹如在瀑布面前。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她则认为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她手里从未有过别的有效的武器。她想再度求助于魔术咒语。而实际上，她的哭泣激怒了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大哭一场。
　　每当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就会大发脾气，这种东拉西拉的冒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今男人更加惭愧。在某些圈子，丈夫可能真的打上妻子几拳；在另外一些因子，正因为他是强者和他的拳头是有效武器，所以他才不愿意诉诸暴力。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样沉溺于象征性的爆发：她可以扑到男人身上，拳打脚踢，又抓又挠，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要通过神经危机的哑剧，来表现她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反抗。除了生理上原因，她对痉挛表现出的敏感性还有别的原因：痉挛是能量的一种内在释放，而这种能量向外指入环境时，无法对任何客体发生作用；这是处境所引起的各种消极力量的一种释放。
　　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时很少产生神经危机，因为她可以惩罚他们，打骂他们；宁可说，由于没有真正的权力，女人和成年儿子、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才会对暴跳如雷让步。托尔斯泰夫人的歇斯底里吵闹是耐人寻味的；无疑她在不想理解她的丈夫方面犯了很大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是心胸狭窄的、感觉迟钝的、虚情假意的，远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不管她是对还是错，都不会改变她的可怕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在不断的指责中，在婚姻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孤独，以及丈夫所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中鼓起勇气，什么也没有做。每当托尔斯泰的新命令加剧了冲突，她就会在他的敌意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用软弱无力的意愿去反对这种敌意；她大发脾气，戏剧性地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走，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那些人感到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竭。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别的任何出路，因为她既没有正面理由隐瞒她的反抗情绪，又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的有效方式。
　　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但女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不如男人那么常见。在这方面统计数字的意义是非常不明确的。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常见，但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常见。这也许是因为女人很可能满足于做戏：她们常常假装毁灭自我，而不是真需要这么做。这部分也是因为通常采取的残酷手段是令人厌恶的，女人几乎从不使用刃器和火器去自杀。她们极可能淹死自己，如欧菲丽亚，以表明女人和水有密切关系，仿佛在水里，在平静的黑暗中，生命可以被动地解体。
　　总之，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已强调过的那种暧昧性：女人并不真想放弃她所厌恶的东西。她假装要断绝关系，但最后还是和给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假装要离开给她造成伤害的生活，但自杀身亡的情形比较少见。她对明确的解决方式本来就不感兴趣。她对男人、对生活、对她的处境表示抗议，但是没有成功地加以摆脱。
　　女性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应当解释为抗议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欺骗她的丈夫常常是为了挑衅，而不是为了快活；她可能由于他是个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的人，而故意粗心大意和浪费挥霍。讨厌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就我们所见，实际上她能够把自己调适得完全符合时间要求。她迟到是有意安排的。有些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她们这样刺激男人的欲望，可以让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让男人等几分钟时，女人最想表明的是对那种长期等待（她的生活）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