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仿佛处在浩瀚而模糊的星云的中心。她对使用党性逻辑不熟悉。司汤达认为，如为需要所迫，她能够和男人一样熟练地掌握它。但这是一种她几乎没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对做好蛋黄酱或哄好哭闹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帮助；逻辑推理对她所要应付的现实是完全不适宜的。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除了空话和痴想，她什么事都不能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极其矛盾的主张也不会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满足于使用极其含混的概念，把政党、主张、地点、人物和事件搅成一锅粥；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混乱。
　　但是，洞达事理毕竟不是她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她因而觉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种超越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众神，女人则崇拜众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边矗立的这些伟大塑像时，则会认为它们不是用手捏造出来的，于是顺从地低下了头。她们尤其喜欢让秩序和权利体现在领袖身上。
　　在每一座奥林匹斯山都有一个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质必定浓缩在一个原型中，而父亲、丈夫、情人只不过是它的微弱反映。说她们对这个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质，未免有点太刻薄了；但通过这种崇拜，她们将充分满足童年时对顺从地屈膝跪拜的梦想，这却是真的。
　　在法国，诸如布朗热贝当、戴高乐那样的元帅，一向受到女人的拥戴。人们还会记得，当年在共产党的《人道报》上，女记者们是以何等激动的笔调去赞美铁托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军服的。这位元帅，这个独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严肃而有正义感的人所要的圣父，是所有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的无能和无知是她们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们接受这些英雄和法律，并不是通过合理的判断，而是凭借着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获得其狂热的力量，是由于它不是知识这一事实：它是盲目的、充满激情的、顽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断是无条件的、反理性的、反历史的、不容许有任何否定的。
　　这种顽固的崇敬感，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女人所热情忠于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内容，或者可能仅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权精英，她就会希望这一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会在坚持这一欲望时格外不妥协。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种伦理观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识到他有能力超越现存事物，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生成过程（becoming）。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种演变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这种演变；但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她无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疑虑重重，对未来拿不准，想让时间停止流动。如果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树立的偶像被毁掉了，她不会设法移入新神，而是疯狂地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维护奴隶制的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时期，在法国的公社时期，最为激昂好战的也是女人。她们企图用展示强烈的情感去弥补自己的惰性。随着胜利的赢得，她们会像鬣狗似的扑向溃败的敌军；如果失败，她们会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调停的努力。她们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她们在支持最为过时的事业时满不在乎：她们在1914年可以成为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1953年可以成为沙皇的支持者。
　　男人有时会笑着鼓励她们，因为看到他用较有分寸的词语表达的思想在她们那里引起了疯狂的反映，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会觉得，他的思想被搞成这般愚蠢顽固的模样，煞是令人恼火。
　　女人只有处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才会表现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一般来说，她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发生了变化，也仍会保持它的吸引力。在女人的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她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总之，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庞贝城的废墟被发掘出来时，人们注意到，那些烧焦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蔑视着诸神或在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给曲成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的样子。女人觉得她们无力反抗事物，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人、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在19世纪，女人是争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尔，有多少胆小的主妇在乞求着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啊！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和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也许是错的。可想而知，如果她们非得受苦，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愿意去冒险，因为呆在家里尚可得到点微薄福利，在马路上要得到这些却不那么容易。
　　女人的命运同脆弱东西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