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的女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有她们自己的开明社交圈子；就是对于那些饱受穷困潦倒之苦的女人来说，这也几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她们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有点不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必须经历的，如此而已。但是许多女人仍在受着一种道德的威胁，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道德尽管无法成为她们的行为规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在心里还是尊重她们所违犯的法律的，所以她们为这种违法行为深感痛苦，她们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个同谋者而加深。
　　首先，她们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们要为找门路去求人，她们要去求医生和助产士照顾自己；她们要冒被傲慢拒绝之险，或者她们要在下流的同谋者面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蓄意请别人从事非法行动，是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经历，也是令女人处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经历。说心里话，她往往不愿意中止妊娠，尽管她又千方百计地这样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个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主动欲望，她仍然会对她的这种可疑行为感到不安。因为尽管堕胎事实上不等于谋杀，但基于同一观点，也还是不应当把它看做纯粹的避孕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正在发展，而这个过程的的确确被终止了。
　　有些女人会永远无法忘掉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实例，换个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迫两次失去已怀三个月的胎儿，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每个胎儿立个小墓碑。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诚地去照看这些墓碑。如果流产是有意引起的，女人会更有理由产生一种有罪感。童年的那种在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后而产生的自责感，现在会重新出现，女人会对杀死一个婴儿感到有罪。病态的忧郁可能是这种有罪感的表现。其他女人则可能会由于堕胎而产生自残的感觉，对同意或要求进行这种摧残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有一个女孩子深深地坠入情网，由于担心影响情人的前途而坚持堕胎；但后来她拒绝再见到他，她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了。如果说像这样明确断绝关系是十分少见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女人会变得性冷淡，不论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和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男人对待堕胎的态度往往是轻率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凶残的大自然降给女人的一种灾难，因此，并没有意识到所涉及到的价值。求助于堕胎的女人要和女性价值分道扬镇，就同时也需要完全彻底地和男人所确立的伦理观念决裂；倘若如此，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崩溃的。从孩提时代起，女人就被反复告知说，她仅仅是为了生育才被造出来的，对伟大母亲的歌颂不绝于耳。她的处境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月经、疾病之类等等）和烦琐家务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都会由于她具有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秘特权，而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今，男人却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职业，就要她放弃她身为女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也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细胞增殖变成了偶发的讨厌事件；
　　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来一次的麻烦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现在月经再度来临被翘首以待，而这月经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后来她又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有可能享受到做母亲的欢乐。即使女人同意堕胎，甚至急欲堕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堕胎，让女人开始“懂得了”这一切。对许多女人来说，世界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然而，由于没有普遍实行有效的避孕，堕胎在今天的法国，仍是那些不愿意让注定面临悲惨和死亡命运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尔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许堕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必然有人违犯它。”
　　避孕与合法堕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义务。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决于自愿，部分取决于偶然。鉴于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缺乏同男人的接触，或因为她的丈夫无生育能力，或因为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发觉自己是被迫生育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对怀孕和做母亲的体验，依女人实际态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种态度可以是反抗的、听天由命的、心满意足的或是热情的。应当看到，年轻母亲的公开决定和声明并不总是与她内心的欲望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