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男女的角色绝不是真正对称的。在社会的层次上，男人的优先权十分明显。克洛代尔信奉等级制，在其他人中间，他信奉家庭的等级制：丈夫当家长。安娜·沃克斯主管她的家。唐·皮拉日把自己当做园丁，肩负起照着唐娜·普罗海兹这株珍奇植物的任务。仅身为男人这一事实便享有了一种优惠。“把我与同一种族的男人相比，我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什么人呢 ？”西格尼问。耕田是男人，建造教堂是男人，持剑搏击是男人，在世界上探险，侵占领土、行动、许诺，全都是男人。通过男人的手，上帝在人间的计划得以完成。女人只是辅助者。她安分守己，维持旧章，消极等待：“我依然故我，常处于斯，”西格尼说。
　　她保护库封坦涅的遗产，当他去为理想的事业奋斗时，她把他的账目整得井井有条。女人给武士带去希望的救援：“我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希望。”还有怜悯的希望：“我曾怜悯过他。他能转到哪儿？如果不是转向那个自轻自贱的女人，他正在以亲昵而羞怯的态度找他的母亲。”
　　克洛代尔并不认为女人了解了男人的弱点就是反对男人；相反，他把蒙特朗和劳伦斯的作品中所夸耀的男性自豪视为读神。男人能认识到他的肉身凡胎和可悲可悯是好事，他不应忘记他的来源和与之相应的死亡。
　　但在婚姻中，妻子把自己给予了对她负责的丈夫，克拉拉面对考尔躺在地面上，他把脚放在她身上。妻对夫、女对父、妹对兄的关系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西格尼握住乔治的手发誓，一如骑士对其领主发誓，或如一个修女发愿。
　　忠贞诚信是女人从属者最高的德性。柔顺谦卑是女人的本分，只有以种族和家族的名义她才能表现出高傲和不屈；库封坦涅的高傲的西格尼及台特·德奥尔公主便是这样的女人，后者背着被害父亲，过着孤独悲惨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在父亲临死前的痛苦时分伴随在他身边。女人常常带着安慰与和解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是听从莫德卡指挥的埃丝特，是服从祭司的犹太人；通过对理想的事业的忠诚，她克服了她的软弱，改变了她的柔顺和谦逊，那事业是她的，因为那是她主人的；她正是以她的热忱赢得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她成为最有价值的工具。
　　在人的水准上，她似乎从她的顺从中提炼出了她的崇高。在上帝眼中，她成了完全自主的人。实际上对男人来说，存在是超越；而对女人来说，它仅仅继续维持了男女在人间的差异：完全实现超越只在天国，不在人间。女人与上帝的联系正如她拥有伴侣一样直接，而且它更亲密、更秘密。上帝通过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神父的声音对西格尼说话；维奥兰在伤心时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普罗海兹只同守护天使打交道。克洛代尔的大多数崇高的人物都是女人，如西格尼、维奥兰和普罗海兹。这部分因为他认为神圣的感情在于克制。而女人又很少涉及人的设计，她缺少个人的意志：她生来就惯于给予，而非索取，她更倾向于完全的奉献。她超越正当而有益的人世欢乐，甚至宁可牺牲这些欢乐。为了一个确切的原因——救教皇，西格尼这样做了。普罗海兹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她对罗准格怀着被禁止的爱情：
　　“难道你希望我把一个奸妇推入你的怀抱吗？——哦只应是一个即将死在你胸膛上的女人，不是你渴求的永恒之星。”
　　但是，当那爱情能成为合法时，她就不想在人世上得到它了，因为她知道，要与罗准格在某个神秘的国度里结婚，只有否定她才能实现：
　　“我将把赤裸而苦恼的他给予上帝，上帝会使他在一声霹雳中恢复元气；于是，我有了配偶，我怀里搂着一个神。”
　　维奥兰的解决方法更加莫名其妙；因为当她能与她所爱而又爱她的男人合法地结合时，她竟选择了麻疯和失明。
　　“也许我们过分地相爱，反而使我们的爱变得不正当、不够好，以至使我们不能相爱。”
　　如果说克洛代尔笔下的女人都明显地献身于神圣的英雄主义，那首先是因为他从男性的角度看待她们。两性中的任何一方在对方的眼中都体现了“他者”；而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时时处处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地者出现的。有一种神秘的优点，“我们自知得不到它，女人支配我们的力量便由此而来，这力量就像天恩的力量”。此处的‘哦们”只指男性，而非人类，与他们的不完美相反，女人是无限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新的顺从原则。通过圣徒们的联合，每一个人都成了其他所有人的工具；而女人则特别是拯救男人的工具，但男人却不是拯救女人的工具。《缎子鞋》是罗准格得救的史诗。该剧从他的哥哥向上帝祝福开始，以被普罗海兹导向神圣的罗准格之死作结。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女人因此而得到了最充分的自主。因为她的使命就在她自身之内，或救男人，或为他做榜样，她总会独自实现她的得救。皮埃尔·德·克尤对维奥兰预言了她的命运，他在心中收到了她的牺牲的美妙结果；他将通过教堂的石碑在男人眼中抬高她。但实际上她却是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自己得救的。克洛代尔的作品中有一种女性的神秘主义，它与但了面对贝阿特丽丝的女性神秘主义，诺斯替教徒和称妇女为革新因素的圣西门传统的女性神秘主义都有关系。而且从男女均为上帝所创造这一事实出发，克洛代尔也把自主的命运赋予了女人。于是，女人通过使自己成为他人，也作为主体完成了她自己——“我是主的仆人”；正是在她的“自由”——她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中，她显现为“他者”。
　　《索菲的奇遇》中有一段文字差不多总结了克洛代尔的整个概念。这段话说，“上帝已让女人生就这样的面貌，不管它多么陌生和难以形容，它总是确切地体现了上帝的完美。他使她生来就有吸引力。他把结尾与开始连接起来。她能使男人回到富有创造力的微睡状态，她正是在这种状态中被构想出来的。她是命运的支柱。她是赠品。她使占有成为可能。正是在她的身上，把造物主与其工作不间断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有了结合点。她理解造物主。她与他以某种方式共享了耐心与创造的力量。”
　　就一个方面而言，女人似乎不可能被抬得更高了。但克洛代尔毕竟以稍微现代化的方式诗意地表现了天主教的传统。因人们一直认为，女人在尘世上的命运并不破坏她的超自然自主；而承认了这一点，天主教反而觉得能维持住男人在人间的特权。男人在上帝面前敬重女人，在尘世上却把她当奴婢对待，他们甚至认为，越是要求女人绝对服从，越使她走向了得救的道路。献身于孩子、丈夫、家庭、家族、国家、教会，这就是她的命运，也是资产阶级始终派给她的命运。男人付出他的行动，女人付出她的人格。以神意的名义将这一秩序辞圣化，这就能够保证对它不做丝毫更改，而只应永远将它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