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
　　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
　　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
　　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备自我意识，由于她通过工作也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她不再驯服地接受在家中的受支配地位。她会希望，把家庭生活与工作协调起来，不至于让她感到筋疲力尽。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只要女人把自己卖给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有大家所公认的特权，那么，一旦出现方便的诱惑，她选择独立道路就要付出较男人更大的精神努力。她未充分认识到，诱惑也是一种障碍。欺骗与诱惑相伴，在婚姻抽彩奖中，几千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中奖。现时代是在吸引甚至强迫女人去工作，但它又在她们眼前闪现出懒惰与快乐的天堂：它拔高了中奖者的形象，使其远远高于仍在人间受束缚的女人。
　　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去继续描述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因为她在男人心目中仿佛是怎样的，对于她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