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唯物主义学者以一种纯静止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他们由于受心理生理学的心身平行论的影响，想在男性的和女性的机体之间进行数学比较——他们认为，这种测量可以直接显示出两性的功能能力。例如，这些学者曾对男女大脑的相对重量和绝对重量，进行了非常认真然而却是无聊的讨论——在作出种种修正之后，仍无令人信服的结果。但是令这些谨慎的学者们大刹风景的是，在大脑重量和智力水平之间确定任何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人们也无法根据。动理解释去设计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化学方程式。
　　至于目前的研究，我绝对不接受心理生理学心身平行论的观点，因为这是一种早已失去基础的理论。如果说我毕竟提到了它，那是因为它虽然在哲学和科学上已经破产，可是仍缠绕着许多人的头脑。我也不接受任何比较体系，因为它假设存在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或价值尺度——例如进化的等级制度。要问女性的身体是否比男性的身体不成熟，是否有点像猿的身体，这是徒劳无益的。所有这些把含糊不清的自然主义同更加含糊不清的伦理学或美学混在一起的论述，纯粹是夸夸其谈。我们只能用人的观点去比较人类的女性和男性。
　　但男人却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固定的、力图与他自己相一致的人。正如梅洛一庞蒂公正指出的，男人不是个自然物种：他是个历史观念。女人不是一个完成的现实，宁可说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正因为她在形成，她才应当与男人相比较；就是说，她的潜能应当得到解释。在提出她的潜能问题时，引起大量争议的是把她还原为本来的她、还原为今天的她的这种趋向。因为事实是，潜能只有在实现时才能够清楚地得到证明——然而事实也是，当我们不得不和一个具有超越本性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决不可以合上账本。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说，身体即使不是一个物，也是一种处境，如我要采纳的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一庞蒂的观点，就是这么认为的。身体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工具，是制约我们设计的一个因素。女人比男人弱，肌肉力不那么强，红血球较少，肺活量也不大；她跑得比较慢，只能举起不太重的东西，几乎在任何体育项目中都不能和男人相匹敌；她打不过男人。除了所有这些弱点，还必须加上前面已提过的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及脆弱性。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她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才比较有限，她才一般来说缺乏她不太胜任的设计所需要的坚定与沉着。换言之，她的个人生活才不如男人那么丰富。
　　这些事实当然不容否认——但它们本身毫无意义。一旦我们采纳了人的观点，根据生存去解释身体，生物学就会变成一门抽象的学科。生理学的这个事实（如肌肉不发达）无论何时有意义，人们都会马上认为它取决于整个处境。只有根据男人提出的目的、他可得到的工具和所确立的法律，这种“弱点”才会得到如此揭示。如果他不想驾驭世界，把握事物这个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驾驭不需要付出全部体力，不需要超出可达到的最低限度，体力差别就会消失。每当暴力与习俗相背，肌肉力就不可能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依据。简单地说，‘溺点”这个概念，只有从存在主义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才可以予以确定。
　　有人说人类是非自然的，但这个命题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不可能否认事实。但是，他通过处理事实来确立关于事实的真理；只有包括他的主动性，对他来说自然才是现实的——他自己的本性也不例外。就像让女人去把握世界，抽象地测量生殖功能强加于她的负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母性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在动物那里受发情期和季节的自然调节，而在女人那里却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是唯一的仲裁者。从社会所要求的生育数量和为怀孕与分娩所提供的卫生条件来看，物种对女人的奴役多少有些严酷。因此，虽然就高等动物的个体生存来说，雄性的确比雌性坚持得专横，但人类的个体“潜能”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处境。
　　但不管怎么说，雄性的个体特权在物种内部并非总是赋予雄性以优越地位，因为雌性在怀孕时获得了它自己的某种自由。朱克曼对狒狒的研究表明，有时雄性确实处于支配地位；但许多物种的两性过着分居生活，而狮子的两性平等地分担着兽穴里的义务。这里仍不可能把人的处境归结为任何别的处境。首先，不应当把人解释为单纯的个体；男人和女人从未相互对立过，也从没有进行过一对一的决斗；夫妻是原始的 性伙伴，是基本的联合体；因而他们永远是大集体中的一个长久或短暂的要素。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哪个性别对物种更重要，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配于这个意义上，在性交与怀孕功能这个意义上，如我们所见，男性本原为维持而创造，女性本原为创造而维持。但在种种社会生活形态中，这一劳动分工都有哪些形式？在依附其他机体或基层的座生物种中，在无须费力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丰富养料的物种中，雄性的作用只限于授精。一旦必须用搜寻、追猎和战斗来提供幼体所需要的食物，雄性为了供养幼体大多都能够进行合作。在后代断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不能自理的物种当中，这种合作是绝对需要的；这时雄性的帮助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若没有雄性，它创造的生命就不能得以维持。一个雄性每年可以让 若干个雌性受孕，但这也要求它向每一个雌性保证后代出生后能够存活下来，要求它保护它们不受敌人的侵犯，要求它从自然界索取必需的食物以满足它们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与生殖力之间的平衡，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是以不同方式确立的，这些条件制约着男女同后代的关系，因而也在制约着男女的相互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就要离开生物学领域去讨论其他问题；只从生物学出发，我们还无法断定究竟哪一个性别该对物种的永存起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社会不是物种，因为物种是通过社会取得生存地位的，并使自身向世界和未来超越。它的生存方式和习俗不可能根据生物学去推断，因为构成社会的个人决不会听任本性的摆布；倒不如说他们在服从第二本性，即习俗。在习俗当中，作为他们主要本性的表现的欲望与恐惧得到了反映。主体不仅仅作为一个身体，而且作为一个服从禁忌和法律的身体，去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他根据某些价值去评估他自己。而价值所能赖以存在的基础仍然不属于生理学；相反，生物学事实所具有的价值却要靠生存者去赋予。如果女人所引起的敬畏可以阻止对她使用暴力，那么男性在肌肉上的优越性就不会成为权力的根源。如果习俗规定少女可以自己选择丈夫（如某些印第安部落），或者，如果由父亲去支配婚姻选择，那么男性的性攻击性就不会赋予他任何主动权和任何优势。由于把价值赋予了孩子——这种价值千变万化的密切联系是她获得尊严或蒙受耻辱的根源；如我们所见，依照有关社会的规范，这种联系或被承认，或不被承认。
　　所以，我们必须从本体论、经济、社会及心理等多方面去对待生物学事实。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对她各种能力的限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她的身体不足以解释她是个女人。除了有意识的个体在社会中活动着的表现，没有任何真正活着的现实。生物学不可能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女人是他者？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女人的本性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我们很想搞清楚，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