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九月十三日这天，贝蒂娜眼镜摔碎，她觉得是一次大丢丑。起初，她的反应是非报这一箭之仇，向整个魏玛宣布她被一根疯香肠咬了，但她很快意识到，她这样不依不饶将使她今后永远别再想见到歌德，而且将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遗忘。于是，她让好心的阿尔尼姆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试着替她表示了歉意。但这封信始终没有收到回信。这对年轻人离开了魏玛。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们又一次来这里，但歌德拒不接见。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贝蒂娜又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充满了自责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十年以后，她又一次访问魏玛，并不邀自到踏进歌德的家门。这天晚上恰逢歌德会见宾朋，因此也没法把她堵在门外。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同她作片言只语的交谈。同年十二月，她又给他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兰克福市政议会决定为歌德竖一块纪念碑，并委托一位名叫劳契的雕塑家实施这项工程。贝蒂娜看见了纪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欢；但她立刻意识到命运又将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决不能白白放过。尽管她并没有绘画的才能，她连夜动手，画出了她设计的雕像的草图：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个姑娘代表普赛克，站在他两膝之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她把草图送交歌德，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泪水！这样，终于在十三年以后（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岁，她三十九岁），他在家里接待了她，尽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谅，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过去。
　　我觉得，在故事的这一阶段，两位主人公显然对所面临的形势达成了清醒一致的谅解：他俩都知道对方的意图，也都知道对方心里同样一清二楚。通过这张草图，贝蒂娜第一次明确点穿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不朽。贝蒂娜没有挑明这个词，她只是轻轻地擦个边，就像我们弹一下绷紧的绳子，让它长久而无声地振动起来。歌德听见了。
　　起初，他傻呵呵觉得受宠若惊，但渐渐地（把眼泪抹去以后），他开始把握贝蒂娜的话的真正的（并非都为捧场的）意义：她要他知道，昔日的游戏仍在继续；她并没有认输投降；而且她是为他缝制寿衣的最佳人选，他歌德将穿着她缝制的寿衣，展示在后人面前；没有人能制止她，他倔强地保持沉默则尤其不能制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话：贝蒂娜很危险，最好是和颜悦色地监视她。
　　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这可以从这年秋天他们的又一次会面中看出；在一封写给他侄子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他：在那次会见后不久，“歌德开始与我争吵，可是紧接着他又好言安抚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难道我们还会误解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是她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炼付之东流。他于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尽这些年来对她的积怨。但是，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何必那么当真？何必要告诉她心中的想法？关键是坚持既定的策略，让她放松戒备、恢复平静，一刻也不放松对她的监视。
　　贝蒂娜回忆说，在他们谈话过程中，歌德以各种不同藉口，至少六次离开房间，偷偷去饮酒，她从他的呼气中觉察到这一点。她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为什么偷偷喝酒，他大为光火。
　　我觉得贝蒂娜的行为比歌德的偷饮更有趣：她的举止不同于你我，我们也许只会饶有兴味地看着歌德，谨慎而礼貌地不置一词。而她却说那些别人永远也不敢说的话，（“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酒气！你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偷着喝？”）这是她既不让他过于狎昵、又能够更接近他的办法。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逊似乎已经理所当然，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决定永远不见的贝蒂娜。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拎起一盏灯，表示会见到此结束，他将陪来访者走过那黑暗的门厅过道，送到门口。
　　贝蒂娜在信中接着说，为了不让他离开，她下跪在门口说：“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个好精灵，还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样，是个坏精灵；这门坎每天都有最伟大的精灵、我最伟大的朋友通过，我要亲吻这门坎，为它祝福。”
　　歌德表现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贝蒂娜的话。据说他曾说：“我决不会为了通过而践踏你，也不会践踏你的爱情；你的爱给我莫大的慰藉；考虑到你说的精灵，我将侧身而过（他的确小心翼翼地绕过她跪在那里的身体），亦太狡诈了，最好与你和睦相处！”
　　我觉得，贝蒂娜所说的出自歌德之口的这句话，对他在这次会见中一直向她默默传达的意思做了一个总给，这就是：我知道，贝蒂娜，你画纪念碑草图真是一条妙计。我垂暮之年，看见自己的头发飘散如火焰，当然激动不已，（天哪，我可怜的日渐稀疏的华发！）但我很快明白，你让我看的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枪，正远远地向我身后的不朽瞄准。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装。因此我不希望战争。我要和平。仅此而已。我将小心地从你身边绕过，我不会碰你，我不会拥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没有这种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手枪中的子弹。
　　10
　　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骚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①（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
　　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①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