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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蒂娜是玛克西米利安娜·拉霍契的女儿，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了这个女人。如果他们之间几次圣洁的接吻忽略不计，那么这只是一场非肉体性的、纯属情感方面的爱情，没有留下任何结果和影响。原因也很简单，用为玛克西米利安娜的母亲二话没说便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阔商布列恩塔诺。布列恩塔诺发现这青年诗人还想与他妻子勾搭，就一脚把他踹出了大门，并且警告他永远不准再露面。玛克西米利安娜后来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意大利种马一生养了二十个！）其中之一取名为伊丽莎白，这就是贝蒂娜。
　　贝蒂娜刚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就对歌德颇有好感。一来是因为全德国上下都认为他正向名人殿迈进；二来，她听说了他与母亲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她满怀激动，让自己沉浸在那相距遥远的恋情中，惟其遥远而愈加心驰神往，（上帝啊，它发生于她出生前十三年！）她逐渐产生一种感觉，她应该有某种秘密的权力得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可以象征性地（若非诗人，谁又对比喻当真呢？）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
　　不幸的是，男人们有种回避当父亲的义务、拖欠赡养费、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坏毛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的，每一次爱情的结晶便是一个孩子，至于它是否真地受孕或产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爱情的数学中，孩子象征着两个生命不可思议的总和。
　　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即便不曾触碰过她，他也一定会考虑这个可触性，他的爱会结出一个籽实，在两个恋人最后一次聚会的十三年之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贝蒂娜反复考虑的想法，最后，她鼓足勇气来魏玛找到了歌德。这是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她二十二岁（与歌德追求她母亲时的年纪相仿），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起着一种神秘的保护作用，童年是她的一副盾牌。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6
　　歌德和贝蒂娜，这两位名噪一时的恋人，真地相会了多少次呢？她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又一次来看他，而且在魏玛呆了十天。此后过了三年，她才又见到他：她去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温泉小住三天，没想到歌德也正好在这里疗养。一年以后，才是那关键性的两周魏玛之行，访问结束时发生了克莉斯蒂安娜打落她眼镜那一幕。
　　他俩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又有几次呢？三次，或四次，不会再多了。他们见面愈少，写信就愈多，确切他说，是她给他写信愈多。她写给他五十二封长信，信中使用了表示亲密的du称呼他，通篇都是谈爱情。但平心而论，除了铺天盖地的文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他们这桩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出名？
　　答案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这件事所关心的就只有爱情，其他概不涉及。
　　歌德很快意识到这点。而他最初感到这个预兆，是当贝蒂娜向他透露，早在她第一次访问魏玛之前，她已经结识了也住在法兰克福的他的老母亲。她不断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情况，老人受宠若惊，喜不自胜，整日价向她复述了几十个往日的故事。贝蒂娜认为她与他母亲之间的友谊能敲开歌德的大门，还有他的心扉。这估计并不全对。歌德觉得母亲的宠爱有点滑稽（他甚至不屑从魏玛去看看她），他从一个我行我素的姑娘与一个头脑简单的母亲的结盟中，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
　　我可以想象，当贝蒂娜复述从老太太那里听来的故事时，歌德的内心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
　　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丫头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帮青年知识分子有染（歌德对这些人绝无好感），她野心勃勃，令人不安，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一种界于无耻的自信）她将成为一个作家。一天她直言不讳他说，她想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他歌德的书！他意识到在她表示爱情的甜言蜜语背后，隐藏着杀气腾腾的笔墨，顿时警觉起来。
　　正因为对她时刻保持警惕，他也就尽量避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闹翻，此人实在太危险；他宁可采取一种怀柔策略，把她稳住。但他又深知，千万不可过分，因为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钟爱的表示（她已到将他每一次打喷嚏都视为爱她的地步），那就会使她更加胆大妄为。
　　有一次她写信给他说：“别把我的信烧了，别把它们撕了；那会伤害你的，因为我在信中表示的对你的爱，已经与你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但别给任何人看，把它们藏好，如同偷偷藏匿一个美人。”起初，看到贝蒂娜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信比作美人，他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读到“别给任何人看”，他不由为之一怔。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给别人看信的意思？贝蒂娜这里所用的祈使句“别给人看”，恰恰暴露了她想“给人看”的欲望。他已经可以料定，他隔三岔五写给她的那些信件，早晚会有其他的读者，想到此，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被告的位置，法庭正警告他说：从此以后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用来对付你。
　　因此，他试图从慈爱与克制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对她热得发烫的来信，他的回信总是既友好又有节制，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她使用表示亲呢的称呼du，他却始终报以公事公办的sie。如果他们碰巧在同一城市相遇，他会像慈父一般邀请她上门作客，但会见时他也总是安排有其他人在场。
　　那么，他们的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呢？
　　一八〇九年，贝蒂娜写信给他：“我有一种永远爱你的强烈愿望。”请仔细读一读这句表面看去平庸无奇的话。比“爱”这个词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愿望”两个词。
　　我也不想再吊诸位的胃口了。他们之间受到威胁而岌岌可危的不是爱情，而是身后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