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奏鸣曲作品Ⅲ；它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个，戏剧性的，以差不多古典的奏鸣曲式制作；第二个，具有沉思特点，以变奏曲形式写成（此形式在贝多芬之前，在一首奏鸣曲中应该说是不大惯用的）：没有特点不同的变奏曲之间的互相对照，只有一个渐强，它始终为前一段变奏曲加一点新的微妙之差并且给予这一长的乐章以一种非凡的调式的统一。
　　每一乐章在它的统一性中愈是完美，它愈是与另一乐章相对立。长度不匀称：第一乐章［在沙贝尔（SCHA－BEL）的演奏中］：八分钟十四秒；第二乐章：十七分钟四十二秒。奏鸣曲的后半部因此是上半部的两倍多（在奏鸣曲的历史上此例前所未有）！另外：第一乐章是戏剧性的，第二乐章是平静的、反思的。然而，始于戏剧性而终于一个如此长的沉思，这像是与所有的建筑方式的原则唱反调，而且使奏鸣曲注定失去过去对于贝多芬如此珍贵的全部戏剧张力。
　　但这恰恰是这两个乐章意想之外的邻近之处，它辞令动人，它讲着话，它成了奏鸣曲中的语文动作，它的追述一番艰苦而短暂的生命形象，回味一首无尽的追随这生命的怀旧曲的隐喻式意义。这个隐喻意义，无法从词语上捉摸，然而却有力而恳切，给这两个乐章赋予一个统一性。不可摹仿的统一性。（人们可以无限地摹仿莫扎特式奏鸣曲的无个性的结构；奏鸣曲作品Ⅲ却因如此具有个性以致对它的摹仿只会是一种伪造。）
　　奏鸣曲作品Ⅲ让我想到福克纳的《野棕榈》。其中交替着一段爱情故事和关于一个逃狱囚犯的故事，两个故事无任何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物甚至没有任何可让人看出的动机或主题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个结构对于任何其他小说家都不能作为模式，它只能存在一次；它是任性的，不值得推重的，令人无法说明的；之所以无法说明，因为在它的后面人们听到一种ESMUSSSEIN（德文——作者注），它使一切说明成为多余。
　　十五
　　出于他对体系的拒绝，尼采对哲学思考的方式作了深刻的改变：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这样认为：尼采的思想是一种实验性的思想。它的第一推动力在于破坏固定不变的东西，给那些被共同接受的体系埋下炸药，打开缺口，到未知中去冒险；未来的哲学家将是实验者，尼采说，自由地走向不同的，严格说来，可以互相对立的方向。
　　如果说我信奉在一部小说中应有思想的强有力存在，这并不是说我喜欢人们所称为的“哲学小说”，喜欢小说对一种哲学的这种屈从，和将一些道德的或政治的思想“进行讲述”。真正小说式的思想（比如自拉伯雷以来小说所经历的）从来是非系统化的；无纪律的；它与尼采的思想相接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将所有包围我们的思想体系冲出缺口；它研究（尤其通过人物）反思的所有道路，努力走到它们每一条的尽头。
　　关于体系化的思想，还有这一点：思想的人自动地去进行体系化；这是他的永恒的欲望（也是我的，甚至在写此书的时候）：描写其思想的所有结论的欲望；预见所有的反对意见和预先给予反驳的欲望；因此而用街垒封闭其思想的欲望。但是，思想的人不应该去努力地让别人信服他的真理；他这样便会处在一个体系的道路上；在“有信念的人”的可悲道路上；政治人物喜欢这样形容自己；然而什么是一个信念？它是一种确定，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则是一个被限制的人；实验性的思想不想去说服而是启发：启发另一个思想，将思想开动起来；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
　　十六
　　尼采对体系化思想的拒绝有另一种结果：一个巨大的主题开阔。阻碍人看到真实世界全部广阔性的各种哲学学科之间的隔板倒掉了，从此所有人类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思想的对象。这也使哲学与小说相接近：哲学第一次不是对认识论、对美学、对伦理学、对精神现象学、对理性批判等等进行思索，而且对于有关人类的一切。
　　历史学家或教授在阐述尼采哲学的时候不仅将它缩减，这是自然的，而且使它改变面目，将它转换它所是的反面，即一种体系。在他们的被体系化的尼采那里，是否还有位置去思考关于女人、德国人、欧洲、比才、歌德、关于雨果式的媚俗、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①、风格之轻、烦恼、游戏、翻译、服从的精神、关于对他人的占有和这种占有的所有心理形态、关于博学者与他们的精神局限、关于SCHAUSPIELER（演员），在历史舞台上炫耀自己的演员？是否还有位置去做千百次心理观察？这种观察在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也许除去少有的几位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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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古希腊喜剧作家。
　　尼采使哲学与小说接近，穆齐尔使小说与哲学接近。这一接近不是说穆齐尔比别的小说家少些小说家的什么。同样，尼采并不比别的哲学家少些哲学家的什么。
　　穆齐尔的被思考的小说（ROMANPENSE）同样完成了对主题的前所未有的开阔；从此，任何可以被思想的都不被小说的艺术所排斥。
　　十七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曾去上音乐作曲课。不是因为我是神童而是因为我父亲的腼腆的细腻。那是战争时期，他的朋友，一位犹太作曲家被迫戴着黄星；人们开始回避他。我的父亲，由于不知道怎样跟他讲对他的支持，想了个主意请他在这样的时候给我上课。那时人们把犹太人的公寓房没收了，作曲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往一个新地方，地方越来越小，最后在他去德雷琴（TEREZIN）之前，他的住处极小，里面每一间都挤住着好几个人。他每一次都保留着他的小钢琴，我在那琴上弹奏我的和弦练习曲或复调练习曲，而我们周围的陌生人们则忙于他们的事。
　　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只有对他的欣赏和三四个形象。尤其是这样一个形象：下课后他送我走，在门前他突然停下对我说：“贝多芬有许多让人惊讶的差的乐段。但是正是这些差的段使他的强的段得以显现价值。好比一片草坪，没有它我们不可能在长在它上面的一棵漂亮的树下享受快乐。”
　　奇怪的想法。它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更令人奇怪。也许，我为能够听到先生倾诉心里的隐秘，听到一个秘密，一个只有入门者才有权获得的大诡计而感到荣幸。
　　无论怎样，那时候我的先生的这个短暂思索跟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捍卫它，我和它作战，我从来没有战胜它）；没有它，这篇文论肯定不会写出来。
　　但是比这个思索本身更为珍贵的是这个人的形象，他不久就要去作一次残酷的旅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