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出法子了吗？”
　　“哎！是的，我有办法，去赊购一套全礼服来。”
　　“到哪一家去？”
　　“休曼家。”
　　“怎么回事？”
　　“老兄，休曼从不到顾客家里去，只有顾客上他店里去，因此他不会知道我有没有钱。他只知道我风度翩翩，他做的衣服我穿起来很合身。我去跟他说，我有一位叔叔突然从外省光临，衣着很随便，这对我想要在上流社会中找一门亲事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休曼在三个月中给我送发票来要钱，他就不姓休曼。”
　　博士觉得这个主意用到滑稽歌剧里去倒是蛮不错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不齿，他怀疑是否能成功。可是，我向你们起誓，休曼给马尔卡斯做了一套衣服，并且他以艺术家的眼光，懂得把马尔卡斯的衣服做得恰到好处，马尔卡斯完全象一个政治家那样装扮起来了。
　　于斯特把两只赊购来的手表典押到当铺里，所得两百金法郎全部送给马尔卡斯。而我呢，我奉送给他六件衬衣和足够换洗的内衣，这些衣物也没花费我一个子儿，我只不过在狂欢节期间和一个洗衣店的女工鬼混过，顺便向她要来就是了。马尔卡斯全部收下，只向我们作了分寸适当的道谢。不过，他问我们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些财富的，我们直言相告，他最后一次笑了起来。我们看着马尔卡斯，就象船主花尽所有的借款和财源，装配了一艘轮船，现在终于看到它扬帆出海了。
　　这时，夏尔缄口不言了，仿佛在穷思苦索地回忆。
　　“哎！得了，”我们对他喊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用三言两语告诉你们，因为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故事。我们没见到马尔卡斯：内阁维持了三个月，在议会开会后就倒台了。马尔卡斯又回来见我们了，他身无分文，被工作累坏了。他去探测过政权的火山口，回来时得了神经性热。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我们负责调理他。开始时，于斯特在自己曾经当过实习医生的医院里找来主治医生。那时我单独一个人住在房间里照顾他，可说是最细心入微的看护了。可是，什么医护、科学全都不顶用。一八三八年正月，马尔卡斯感到自己只能活几天了。至于那位国务活动家，马尔卡斯虽然整整半年充当其灵魂，却没来看望马尔卡斯一眼，甚至也不派人来打听一下他的病情。马尔卡斯向我们表示了他对政府的极端蔑视，我们觉得他对法国的命运深为疑虑，这种疑虑便诱发了他的疾病。他似乎看出了政权核心中有叛卖行为，这并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可以捉摸得到的、有事实佐证的叛卖；这种叛卖是由制度产生的，是由于把国家利益隶属于利己主义而引起的。他相信国家在沉沦，这种信念足以加重他的病情。他曾经反对过那个维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一个头目，这个头目向他提出的建议我们都亲耳听见了。他对于自己曾经竭力为之效劳的那些人憎恨到了极点，竟至于他愿意心情愉快地进入由野心家们组成的同盟中去；在这些野心家之中，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要打碎宫廷的枷锁。但是，马尔卡斯借用市政府的一句话来回答谈判者说：“太晚了！”①
　　①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巴黎革命如火如荼，科兰·德·絮西代表国王前往市政府，向巴黎市委员会撤回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但是他的话才出口，革命群众就高呼起来：“太晚了！太晚了！查理十世已经垮台了。”
　　马尔卡斯没留下钱财可以供安葬开支，我和于斯特困难重重，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他的面子，租了一辆穷人的柩车。只有我们两人孤零零地跟在马尔卡斯的柩车后面，把他扔进蒙巴那斯公墓的公用圹坑里去。
　　夏尔·拉布丹在勒阿弗尔乘帆船到马来亚群岛去的前夕，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个故事。我们静听着这个故事，彼此凄然相顾，因为我们认识的何止一个马尔卡斯，何止一个献身于政治而到头来却被出卖或被遗忘的牺牲品！
　　一八四〇年五月于雅尔迪
　　[冯汉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