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