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的波涛在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儿，并且以为是他们平息了军事活动。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各国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风浪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旧来自运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手段，没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遇，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自己演出的悲喜剧，在已经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看作是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使你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但是，被这些行动的威力搞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都无法了解这一点。
　　至于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逆向军事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有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挡住别人、领导这自东向西的军事活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正义感和对欧洲各项事务的关心，不是为微利所蒙蔽的关心，而是长远的关心；他需要在精神上超越于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需要有反对拿破仑的个人私仇。所有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本人经历的无数偶然机会所造成的：譬如教育，自由主义的创举，周围的顾问以及奥斯特利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的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就能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他们奔向目的地。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便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为自己的民族谋求福利，并在自己的祖国首先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求福利，而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拟订出儿戏般的虚假计划，扬言如他掌握政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到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这种权力，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的权力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让我经常想到上帝和自己灵魂的纯洁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整的球形体，同时又是非常庞大的以致于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宇宙整体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他就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到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带回蜂房，于是就说，蜜蜂的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了蜂群的生活，于是就说，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汁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繁衍种族。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考察植物的迁移，看见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于是这个新的考察者就可能说，这才是蜜蜂的目的。但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这个、那个、第三个等等这些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难以解释清楚，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别祖霍夫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就像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悲观失望、彼佳的死，以及老伯爵夫人的悲伤，——所有这一切，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垂下他那老年人的头，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好像正在期待和乞求新的打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有时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表面上忙了一阵子。他预订午宴和晚宴的酒席，显然是想装出快乐的样子；但是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感染人，反而使熟悉他和喜爱他的人觉得他可怜。
　　皮埃尔带着妻子走后，他开始沉默下来，同时抱怨，说他感到寂寞、烦闷。几天后，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开始，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已自知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每次夫人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的主要罪过——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涂敷圣油仪式后，他平静地死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内，挤满了亲朋好友，向死者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时常嘲笑他的人们，现在都怀着悔恨和内疚的心情，仿佛向谁作自我辩解似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如今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呢？……”
　　伯爵此时死去，是在他的经济情况步入山穷水尽之地，已无法想象是否能再熬上一年的时候。正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弄清楚了。虽然谁都知道伯爵负债累累，这些零星债务的数额之大令人吃惊。负债的总数比家产大上一倍。
　　亲友们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孝子对亡父的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劝告，毅然承担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生性善良，人缘较好，债主们慑于他那种难以捉摸的强大影响，以前一直不好开口，如今却蜂拥而至上门要债。就像一般情况那样，债主们争着首先得到债款，像米坚卡等持有赠予期票的人，现在就成为讨债最急的人了。那些原来可怜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就算受过损失）的人，现在却不肯放宽尼古拉的还债期限，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现在也毫不留情地向那个显然没欠他们帐却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人逼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种获得成功，地产以半价卖出去了，但仍有一半债务未能偿还。尼古拉接受了妹夫别祖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以偿还他认为欠的是现款的真正的债款，他为了不致为余下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以此威胁他），他只有重新去任公职。
　　虽然重返军队可以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当作她生活中唯一的倚靠，抓住他不放。因此，尽管他不愿留在莫斯科熟人中间，尽管他讨厌文职工作，他还是在莫斯科找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就脱下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索尼娅搬到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太了解尼古拉的困境。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但竭力掩饰他的窘境，尼古拉的处境特别为难，因为他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索尼娅和母亲，而且还不能让母亲知道他们家已十分穷困。伯爵夫人简直无法想象如果缺乏她从小过惯的奢侈环境怎样生活下去，她不知道儿子有多艰难，还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时而要马车去接熟人（此时他们家已没有马车了），时而为自己要佳肴美食或者为儿子要美酒，时而要钱为娜塔莎、索尼雅和尼古拉买一件他们意想不到的高级礼物。
　　索尼娅料理家务，侍奉姑母，念书给她听，忍受她的任性和内心中对她的嫌恶，帮助尼古拉向老公爵夫人隐瞒他们经济上的窘迫。尼古拉因索尼娅尽心尽力照顾母亲，对她感激不尽。他赞赏她的耐心和忠诚，却竭力疏远她。
　　他在心里责怪她，好像就因为她十分完美，几乎无法责怪她，她有一切为人们所珍惜的品德，可是就缺少使他爱的东西。他觉得他越是赞赏她的为人、她的品德，就越是爱不起来。她过去在信中写到她给他自由的诺言，现在他对她的态度，就像过去的一切老早老早就给忘记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尼古拉的处境每况愈下。从薪金里攒点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攒不了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又借了几笔小债。他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劝他娶一位有钱的姑娘，他颇为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母亲去世，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没有任何心愿，不抱任何希望，在逆境中不发牢骚，没有怨言，而在内心深处却享受一种忧郁而严峻的欢乐。他竭力避开过去的熟人，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帮助。他摆脱一切娱乐消遣，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和母亲玩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着一袋地吸烟。他似乎竭力保持忧郁的心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受他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