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元帅府举行宴会和舞会，皇帝御驾亲临。库图佐夫被授予一级圣乔治十字勋章；皇帝给了他最高荣誉；然而，皇帝对这位元帅的不满意已尽人皆知。礼节是必需遵守的皇帝做出了第一个范例，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老人犯了错误，什么用处都没有了。库图佐夫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吩咐在皇帝经过的舞厅入口处，把缴获的军旗丢掷在皇帝的脚下，皇帝不悦地皱了一下眉头，嘴里咕噜着，有的人听到他说“老滑头”。
　　皇帝在维尔纳期间对库图佐夫更加不满，这特别因为库图佐夫明显地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理解未来战役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对召集到御前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仅拯救了一个俄罗斯，而且还拯救了整个欧洲。”大家在当时已经听懂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不愿意理解这一点，他公开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新的战争不但不能改善俄国的地位和增加俄国的荣誉，而且只能损害她的地位和按照他的见解，降低俄国现在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他努力向皇帝证明征召新兵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讲述了人民的困苦，还谈到有可能遭到失败，等等。
　　一位元帅怀有这种心情，自然只能是当前战争的一个障碍。
　　为了避免和老头子发生冲突，办法是有的：就像在奥斯特利茨对付他和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对付巴克莱那样，不惊动他，也不宣布要把他的军权交给皇帝本人。
　　为此目的，逐渐改组司令部，库图佐夫的一切实权都没有了，转移到皇帝手中。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都被委以他任。大家大谈元帅身体太差，元帅本人也为健康而苦恼。
　　为了把他的地位交给另外的人，他就得健康不佳。实际上他的健康也确实不佳。
　　库图佐夫从土耳其到彼得堡财政厅征召自卫队，然后到军队里去，当时需要他，所以他这样做在当时是自然的、简单的、逐步的；可是现在库图佐夫演完了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符合要求的人来取代他的地位，这同样是自然的、逐步的、简单的。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了俄国人所珍视的民族意义之外，还有另外的意义，即对欧洲的意义。
　　因为由西而东的民族大迁移，就应当有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移，对这场新的战争，需要一位新的活动家，他应有与库图佐夫不同的品质、观点，为另外的动机进行活动。
　　为了由东而西的民族大迁移和为了恢复各国的边界，亚历山大一世是那么需要他，正如为了拯救俄国的光荣而需要库图佐夫一样。
　　库图佐夫不理解欧洲、均势，以及拿破仑都意味着什么。他不能理解这一点。在敌人已经被消灭，俄罗斯已获得解放，并且达到了光荣的顶峰，一位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一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除了一死之外，再没有别的了。于是他死了。
　　皮埃尔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他作俘虏时，身体饱受痛苦和紧张，只有当这种痛苦和紧张过去之后，才尤其觉得是那样沉重。在从俘虏营中被释放出来之后，他来到奥廖尔，第三天他打算去基辅，可是生了病，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说，他的病是胆热引起的，他凭医生给他治疗、放血、服药，他终于恢复了健康。
　　皮埃尔自从获救一直到生病，在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差不多没有一点印象，他依稀记得灰色的、阴沉的、时而下雨、时而下雪的天气，内心的苦恼，腿部和腰部的疼痛；对于人民的不幸和痛苦还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他还记得军官和将军们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他十分忧虑，他为寻找马车和马匹而东奔西走，主要是，他还记得在当时他已经没有思索和感觉的能力了。他在获救的那一天看见了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也就在那一天，他获悉安德烈公爵在波罗底诺战役后只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的罗斯托夫家中去世。也就在那一天，杰尼索夫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皮埃尔，他们在谈话中又提到海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当时皮埃尔只觉得奇怪。他感到，他无法了解所有这一切消息的意义。他在当时只急于要快一点离开这些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去到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在那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休息一下，思索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知道的所有的一切新奇的事情。但是，他刚一抵达奥廖尔，就生病了。皮埃尔病中清醒过来时，他看见他跟前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向居住在叶利茨的皮埃尔庄园。听说皮埃尔获救并且生了病，特地前来照顾他的。
　　皮埃尔在健康恢复期间，才逐渐地摆脱掉他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习惯了的印象，又重新习惯于：明天再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会夺走他那张温暖的床铺，他一定能够得到午餐、茶和晚餐。但是，有一段很长时间，他在睡梦中看见自己在俘虏营中的生活。皮埃尔也逐渐地明白了他从俘虏营中出来之后所听到的那些消息：安德烈公爵去世，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一种快乐的自由感觉——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后的第一个宿营地第一次尝受到那种为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完全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感觉，在皮埃尔整个恢复健康期间充满了他的灵魂。使他感到惊夺的是，这种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内心自由，而现在仿佛外界的自由也已经过多地、慷慨地出现在他的周围。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他提出任何一点要求；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派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所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前对于亡妻的思虑一直折磨着他，现在没有了，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啊，多么好啊！多么妙啊！”当人们把一张摆上芳香扑鼻的清炖肉汤的桌子安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或者当他在夜晚躺在柔软、清洁的床上的时候，或者当他回想起他的妻子和法国人都已经没有了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多么好啊，多么美妙啊！”
　　于是，他按照老习惯，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往后又怎么样呢？我又怎么办呢？”他立刻自己回答了自己，“没有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多么美妙啊！”
　　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代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被寻找的人生的目的，在他并非现在才偶然地不存在的，也并非在此时此刻陡然间消失的。但是，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可喜的、自由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就是他的幸福。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章制度，或者是某种言论，或者是某种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它的。这种有目的的寻求只不过是去寻求上帝罢了；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既不是靠语言，也不是靠推理，而是靠直观感觉认识到了保姆老早就已经给他讲过的那个道理：上帝就在你的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在当俘虏时认识到，在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迈过周围人们的头顶向远方望过去，其实用不着睁大眼睛向远方望过去，只要看看自己跟前就行了。
　　他先前无论怎样都没有本领看到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东西。他仅仅感觉到，他应当存在于某一个地点，于是他便去寻找它，在一切靠近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中，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用一具幻想的望远镜装备自己，并用它去瞭望遥远的空间，他觉得隐藏在远方云雾中的渺小的，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不过是由于看不真切罢了。他过去就曾觉得欧洲的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在他认为自己软弱的那一段短暂的时刻里，他的智慧也曾深入到那个远方，他在那里看见的仍然是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了，因此，为了看见它，为了享受一下这种观察，他自然而然地抛弃那具他一直用来从人们头顶上看东西的望远镜。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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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