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于连觉得德·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都很怪，那么，他这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衣的年轻人，在肯注意他的那些人后来，也是很特别的。德·拉莫尔夫人向她丈夫建议，在有要人来吃饭的日子里，把他打发出去办事。
　　“我想把试验进行到底，”侯爵答道。“彼拉神甫认为，我们伤害用在身边的人的自尊心，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能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此人之不合适不过是其生面孔罢了，反正是又聋又哑。”
　　“为了熟悉这里的情况，”于连心想，“我得把在这间客厅里见到的人的名字写下来，并对他们的性格写上一句话。”
　　他把这个家庭的五、六位朋友放在了第一行，他们以为他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就讨好他，以防万一。这是些穷人，多少有些庸俗乏味；不过也应该说句话，夸一夸今天还能在贵族客厅里见到的此类人物，他们并非在所有的人面前都一样地平庸乏味。他们中有的人甘心忍受侯爵的粗暴，但是德·拉莫尔夫人若说一句生硬的话，他们就会反抗。
　　在这家主人的性格深处，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烦闷；他们为了散心而习惯于侮辱别人，因此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朋友。然而，除了下雨天和极少的特别烦闷的日子外，人们总是觉得他们彬彬有礼。
　　那五、六个清客对于连表示出一种父执般的友谊，如果他们不来德·拉莫尔府了，侯爵夫人就会面临长时间的孤独；而在这个地位的女人眼中，孤独是可怕的：这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对妻子无可挑剔；他注意让她的客厅总有足够的人；不是那些贵族院议员，他觉得这些新同僚不够高贵，不能作为朋友来他家，又不够有趣，不能作为下属来接纳。
　　于连很久以后才了解这些内情。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者家庭的话题，而在侯爵这个阶级的家庭中，只有在身处困境之中才会论及。
　　寻欢作乐的需要，就是在这个百无聊棘的世纪，也支配着一切，因此，甚至在有晚宴的日子里，一旦侯爵离开客厅，大家也都逃之夭夭。只要不拿天主、教士、国王、在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和一切即成的事情打哈哈，只要不说贝朗瑞、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和一切胆敢稍许直言的人的好话，尤其绝口不谈政治，那就可以自由地谈论一切了。
　　即使十万年金的收入，蓝绶带，也斗不过这种客厅的规矩。稍有一点生气的思想都似乎是一种粗鄙。尽管得体，彬彬有礼，想取悦于人，烦闷还是明摆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年轻人来此尽义务，害怕说到什么可能被怀疑为有思想的东西，或者害怕泄漏读过什么禁书，就说几句关于罗西尼和今天天气的漂亮话，随后即钳口不言。
　　于连注意到，谈话通常由侯爵在流亡中结识的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撑着，才不至中断。这些先生们都有七、八千利弗尔年金的收入；四位支持《每日新闻》，三位支持《法兰西报》。其中一位每天都要讲个宫廷里的小故事，“了不起”这个词儿是免不了的。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而其他几位一般只有三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