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想必是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于连停下在一家旅店吃午饭，店主人问。
　　“今天的，明天的，无所谓。”于连说。
　　正当他作心不在焉状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考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那位旅客对跟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在里昂附近，罗纳河畔一个迷人的山谷里安顿下来了呢？”
　　“好一个安顿下来！我在逃呢。”
　　“怎么！你在逃？你，圣吉罗！老实巴交的样子，难道你犯了什么罪不成？”法尔考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逃避外省的那种讨厌的生活。你知道，我喜欢树林的清新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责备我想入非非。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听人谈政治了，可还是政治把我赶了出来。”
　　“那你在哪一党？”
　　“哪一党也不在，正是这把我毁了。我的全部政治是这样：我喜欢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快四十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那又怎么样呢？我坚信三十年后部长们会稍许机灵些，但和今天的部长们一样正派。我把英国的历史当作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总会有一位国王想增加他的特权；想当议员的野心、成为贵族院议员和米拉波挣的那几十万法郎，总会让外省的有钱人睡不着觉：他们把这叫作当自由党和爱人民。成为贵族院议员或内宫侍从的欲望使极端保王党们奔窜不已。在国家这条船上，人人都想掌舵，因为给的报酬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子给普通旅客吗？”
　　“是啊，是啊，那对你这个性情平和的人来说倒是很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选举把你赶出了外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