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象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伺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
　　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带的奴隶人口由于征服者不断易手，不能算为整个结构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则上，这三类人的身份不是世袭的。父母为核心党员，子女在理论上并不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都需要经过考试，一般在十六岁时候进行。在种族上没有什么歧视，在地域上也没有什么偏重。在党内最高阶层中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地安血统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员都总是从该地区居民中选拔。大洋国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治理的感觉。大洋国没有首都，它的名义首脑是个动向去处谁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语是其重要混合语，新话是其正式语言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东西。维系它的统治的，不是他们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袭的界线划分的。在不同集团之间，流动性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前工业时代那么大。党的两大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证质量低劣的人不会吸收到核心党里去，而外围党里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机会，但不致为害。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不过这种情况不一定非永远如此不可，也不成为一种原则。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象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于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以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