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关武侠
　　一
　　我有很多好朋友都跟我一样，都是靠一支笔活了许多年的人，所以他们都觉得这种生涯实在痛苦极了，只要一提起笔，就会觉得头大如斗。
　　只有我是例外，我的感觉不一样。
　　提笔有时候也高兴得很。
　　酒酣耳热，好女在坐，忽然有巨额帐单送来，人人俱将失色，某提笔一划，就已了事，众家朋友呼啸而去，付帐至少已在今夜后，岂能不高兴乎？
　　至于签字赚钱，签合约签收据，一签之下，支票就来，不需吹灰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想不高兴，都困难得很。
　　可是若见到稿子摊开在你面前时，就算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
　　稿子当前，你只有写。尤其是写长篇连载，少写一天都不行，就算别人不说你，你自己心里也好象犯了罪一样，时时刻刻都恨不得一头撞死。有一次潘垒告诉我，有一次报馆摧稿，他写不出，这位纵横港台影艺文坛的名作家名导演，居然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这是多么可爱的态度，这个人有一颗多么可爱的赤子之心。
　　有一阵子我写稿如乌龟，每天急着满地爬都没用，倪匡问我：
　　“你最近为什么写不出稿？”
　　“因为我心情不好。”我说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我写不出稿。”
　　这个笑话绝不是笑话，只有以写作为生写了三十年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痛苦。
　　二
　　可是写杂文就不同了。
　　对我来说，写杂文就像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文雅而悠闲的世界，充满丰富的人生体验和趣味。
　　其实我根本没资格写杂文的，前几天，有幸跟唐鲁孙与夏元瑜两先生同席，见到他们那种平和温雅的长者风采，听到了他们那种充满了机智幽默而又多闻强记的谈吐，我更了解杂文的不易为。
　　如果没有那种丰富的学识和经历，如果没有那种广阔的胸襟和精辟的见解，如果没有那种悲天悯人的幽默感，而一点要去写杂文，就是婢学夫人，自讨没趣了。
　　不幸的是，我又偏偏喜欢写。
　　写杂文至少不像写长篇连载，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好象有根鞭子在后面抽着你。
　　幸好我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所以我写的大多都是我比较了解的事。
　　我敢写友情，因为少小离家，无亲无故，已经能多少了解到一点友情的可贵。
　　我敢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我深深了解到一个江湖人的辛酸和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我敢写吃，因为我好吃。
　　我敢写喝酒，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到达“醉乡路稳宜频至，他处不堪行”的那种意境，却已经常常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种豪气了。
　　有时候，我当然也会写一点有关武侠小说这一方面的事，写了这么多年的武侠小说，心里多多少少总难免会有一点感触。
　　这种感觉，在我最先写这一类杂文的两篇小稿里，感触最深。
　　那已经是多年前写的了。
　　那时候武侠小说根本还没被承认是一种小说，那时候的武侠小说还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小本，印刷粗劣，纸质粗糙，编校粗忽，内容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极为粗俗”。那已经是十余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还很有余勇可鼓的青年敢死队，胸中还不时有血气上涌，随时都敢去冲锋。
　　现在，我就把那篇不成气候也不成器的短文，再写一遍出来，让大家比较比较，现在武侠小说的地位，是不是已经比当时有了一种比较公平的评价。
　　三
　　十六年前，《萧十一郎》第一次拍成电影时（有徐增宏导演，邢慧等主演），我曾有如下感想：
　　写剧本和写小说，在基本的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在技巧上却不一样，小说可以用文字来表达思想，剧本的表达却只能限于言语、动作和画面，一定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个有相当水准的剧本，也应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萧伯纳、易卜生、莎士比亚等，这些名家的剧本，不但是名剧，也是名著。
　　但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是先有“小说”，然后再有“剧本”，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很多，由《飘》而有《乱世佳人》，是个成功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简爱》、《呼啸山庄》、《基度山恩仇记》、《傲慢与偏见》、《愚人船》，以及《云泥》、《铁手无情》、《窗外》等。
　　《萧十一郎》却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萧十一郎》是先有剧本，在电影开拍之后，才有小说的，但《萧十一郎》却又明明是由“小说”改编成的剧本，因为这故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了很久，我要写的本来是“小说”，不是“剧本”。小说和剧本并不完全相同，但意念却是相同的。
　　写武侠小说最大的通病就是：废话太多，枝节太多，人物太多，情节也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将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变成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谁都无法将《绝代双骄》改成“一部”电影，谁也无法将《独臂刀王》写成“一部”很成功的小说。
　　就因为先有了剧本，所以在写《萧十一郎》这部小说的时候，多多少少总难免要受些影响，所以这本小说我相信并不会有太多的枝节，太多的废话，但因此是否回减少“武侠小说”的趣味呢？我不敢否定，也不敢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