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住处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间很小，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湿，临时在墙上开了一个窗口，窗口上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房内搁上一张小小写字桌，装一扇旧门。沈从文坦然泰然地搬来住下了，还特地为这个房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窄而霉小斋”。
　　这次搬迁对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他居住的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这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虽然，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虽然，这些人龙蛇不一，成分复杂，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打扮得油头粉脸，一如文明戏中拆白党小生，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逛戏院、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沈从文的湘西同乡中，就有读书数年，回去后只会唱《定军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装笔挺，双手插在胸前，仿拜伦、雪莱样子，作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状，其实腹中空空。有一个南方人张仪端，风度翩翩，随时夹几本烫金外文书，其实并不看。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三年，还没学会定位。瞎子气极，将三弦摔在地上说：“我教了20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过高，最终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但是，另一方面，“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已发生明显作用，扩大了他们对社会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们中间，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梁漱溟当年参加入学考试，未被录取，不久却被聘为哲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①
　　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