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事情逐日在酝酿中有所不同时，医生在我面前更象年青了一点，但也沉默了一点。女人有时到我住处来，他们反而似乎很生疏的样子。女人走时，朋友就送出去，一个人很迟很迟才回来，回来后又即刻躲到他自己房中去了。两个人都把我当书呆子，因为我那一阵实在就成天上图书馆去抄书。其实我就只为给这朋友的方便，才到图书馆去作事。我从朋友沉默上明白那是什么征候，我不会弄错，我看得十分清楚，却很难受，因为当时无一个人可以同我来谈谈在客观中我所想象到的一切，我需要这样谈话的人，却没有谁可以来同我讨论这件事。
　　我为这件事一个人曾记下了五十页日记，上面也有我一些轻微的忧郁。由于两人不来信托我却隐讳我，医生的态度我真不大能够原谅。
　　到后来，女人有一天到我住处，说是要回北京。医生也说要回北京了。两人恰好是同过北平，同车回去也可减少路上的寂寞，所以我不能留任何一个再住一阵。请他两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吃了一顿饭，就去为他们买了两张二等车票，送他们上了车。他们上车时我似乎也非常沉默，没有先前的兴致，是不是从别人的生活里我发现了自己的孤立，我自己也不大知道。总而言之我们都似乎因为各人在一种隐约中担心在言语上触着朋友的忌讳，互相说话都少了许多。临走时，两人似乎说了许多话，但我明明白白知道这是装点离别而说的空话，而且是很勉强在那里说的，所以我心里忍受着，几几乎真想窘这医生一次，要把女人来此第一天，我同医生在船上说到关于女人的话重新说说，让他在女人面前唤起一点回忆，红一阵脸。
　　十个星期后医生从北平把用高丽发笺印红花的结婚喜帖寄给我，附上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到许多我早已清清楚楚的事情，那种信上字里行间充满了值得回忆的最诚实的友谊。结末却说，“那个说女人同教徒坏话的医生，想不到自己要受那么一种幸福来惩罚自己。”我有点生气，因为这两个人还不明白我早已看得十分清楚，还以为这时来告我，对于我是一种诚实的信托与感谢！我当时把我那五十多页的日记全寄去了，我让他两个人知道我不是书呆子，我处处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却完全不知道。
　　只是十六个月，这件事就只剩下一个影子保留在我一个人记忆上了。我现在还只那么尽想象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很严肃的来写一本《黄人之出路》。为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软弱无力的生活观念改造，如何去输入一个新的强硬结实的人生观到较年青一点的朋友心胸中去，问题太杂，怯于下笔，不能动手了。那些人平时不说什么，不想什么，不写什么，很短的时间里，在沉默中做出来的事，产生出的结果，从我看来总常常是一个哑谜，一种奇迹。
　　在我记忆里，这些朋友用生活造成的奇迹越来越多了。
　　一九三二年，青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