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她把玫瑰拔下来，给我插在衣襟上，攀着我的衣襟，看着我的脸道： “这样，真的比哥哥还漂亮了。”婉娈地笑起来，在她的笑上，我看到一颗第一次为男子而跳跃的少女的心脏。
　　我的眼皮古怪地跳动着；我咬着嘴唇说：
　　“玛莉，我希望时常能碰见你。”
　　“我也这样想呵。”
　　“好孩子！”我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把她挂在手臂上向外面走去。
　　回到宿舍后，我把那朵玫瑰包在她替我扎伤口的那条手帕里边，收藏了起来： ——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好像已经知道珍惜一个少女的温存的心了。
　　玛莉是宗濂君的姑表妹，又是他的未婚妻的最密切的朋友，正像我和宗濂君一样。她的父亲是香港百万翁，而她是他的最钟爱的独生女。她还是刚开始踏进有男子的社会，而她看见的第一个男子很幸运地但也很不幸地恰巧是我。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从这一次以后，便时常到她家里去玩，有时和宗濂君，宗濂君的未婚妻一同地，有时是独自地。她的父亲是一个和蔼的老人，他时常陪着我们在客室里说笑，一面便打起瞌睡来。我时常买一些糖，一些玩具，一些小魔术，编一些无稽的故事来骗取她的笑，她总是坐在钢琴前面奏着《ROSE MARIE》，并且告诉我菲摩怎样对着他的恋人的窗唱这支怀念的歌。
　　每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不是消磨在半岛酒店便消磨在海面上。我们划着游艇，划到一块大岩下没有风浪的地方，在那棵横生着的大杉树底下泊下来。她躺在船板上絮絮地和我谈着些孩气的话，望着在杉树那边慢慢地升起在海面的新月。谈话的线索断了的时候，菲摩的哀歌使会从她的唇问屑屑地漏了出来，和将晚的凉风似地在我们中间轻轻地吹动着。
　　望着从天边浮起来的，紫色的薄雾，和在雾里飞着的海鸥的孤单的影子，我痛苦地沉默着。我不知道这位无邪的少女知不知道我的生命的秘密。她是那样年轻而又那样年老，她像什么都明白而又什么都不明白。对着一位并没有真诚地爱恋着的小姐，我会老练地说：“请看一看我的眼吧，它会告诉你我在想着什么，”可是在她前面，我却成为这样柔弱而没有决断的傻子。
　　“在你八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再记起我来呢？”有一天，也是在那块大岩石下，正在谈着早一天看的《七重天》里边瞎了眼的却理斯·法雷在人丛中找寻珍妮·盖诺的一个镜头，她忽然无端地说起这样的话来。
　　那时她正躺在船板上望着天，我不能看见在她脸上飘过的感情的气流。她的声音很冷静，没有一点感伤的气氛，像是随便他说出来的话，可是这句随便的话却差一点使我掉下眼泪来。忘记了她么？不会的！就是躺在坟墓里边，尸体已经腐烂了的时候，也会独自地忆念着玛莉的吧。
　　“我将站在卧室的窗口，向着香港这边的天空唱着《ROSE MARIE》，并且为你祈祷着，像菲摩一样。”
　　她忽然竖起身子来，要说什么话似地看着我。她的嘴唇抖动着，她的眸子潮湿着。可是，几秒钟后，她又躺了下去，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故乡吗，玛莉？
　　在那边，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菲摩的哀歌又轻风似地在夜色里边荡漾起来了。
　　如果那时她肯——不，如果那时我能勇敢一点，我肯说一个字，只要一个字，世界便会和现在的完全不同了吧。可是我却始终没有说那个字，我不知道时间那样缓缓地流了过去是不会再回来的，我不知道许多好像是很平庸的东西也会变成珍贵的记忆的。
　　两年终于悄悄地溜了过去，我只是受伤地坐在宿舍里听着年华的跫音从我身边落叶似地，悉悉地走了过去，而玛莉也一点点的生长起来，灿烂而芬芳得像五月的橙花。第二年的下半年，我的在上海做汇兑商的父亲在商业上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我便越加懦弱起来。玛莉是百万翁的独生女，我还能说些什么话呢？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怎么敢在人们前面说出我的奢侈的欲望呵。在玛莉的面前我抑郁着，可是当玛莉看着我时，我只得傻子似地笑起来。我知道我必须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可尊敬的人，在港大写完了毕业论文，便抱着这样的决心回到上海来了。
　　在上海我帮着父亲做一点事，一面还创办了一家热水瓶厂。我勤苦地，不知疲劳地工作着。为什么呢，为了玛莉，为了我的奢侈的欲望。我在银行里的存款一天天的增加起来，可是就在我的存款加到五万元的两年以后，有一天早上，在父亲的事务所里，我忽然接到了一只华丽的信封，里边是一张玛莉跟一位叫做谭壁的男子结婚的喜柬，还有一封信，说了些欢迎我到香港去玩的话。我的心脏停止了跳跃，我知道一切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