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
　　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腰［脸］，南党阀还象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敢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全象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去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
　　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
　　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
　　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片断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尚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的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你们都同此感想吧。）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