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夏）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
　　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 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
　　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知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