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两广之伏莽，已遍地出没无宁岁。至咸丰元年，洪、杨遂乘之而起，蹂躏天下之半。而咸丰七年，复有英人入广东掳总督之事，九年复有英、法联军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据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党犹逼京畿，危在一发，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乱犹未已，复血刃者数载，及其全平，已光绪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尔后民教之哄，连绵不绝。光绪八年，遂有法国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战役起，二十一年始平。二十四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东义和团起，蔓延直隶，几至亡国，为十一国所挟，二十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过去者，不过一百五十日耳，而广宗、钜鹿之难，以袁军全力，历两月乃始平之；广西之难，至今犹蔓延三省，未知所届；而四川又见告矣。由此言之，此百余年间，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我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前此既有然，而况乎继此以往，其剧烈将仟伯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吾亦欲曰：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以破坏乎？我国民试矫首一望，见夫欧、美、日本之以破坏治破坏，而永绝内乱之萌蘖也，不识亦曾有动于其心而为临渊之羡焉否也？ 且夫惧破坏者，抑岂不以爱惜民命哉？姑无论天然无意识之破坏，如前所历举内乱诸祸，必非煦煦孑孑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时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余万矣；郑州一决，而死者十余万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于冻馁者，每岁以十万计；近十年来，广东人死于疫疠者，每岁以数十万计；而死于盗贼与迫于饥寒自为盗贼而死者，举国之大，每岁亦何啻十万。夫此等虽大半关于天灾乎？然人之乐有群也，乐有政府也，岂不欲以人治胜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为民捍灾患，然则何取此政府为也？天灾之事关系政府责任，余别有论。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汙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窃贼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中三数次乃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不当如是耶？若中国则何有焉？草薙耳，禽狝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殣之？亦幸而此传种学最精之国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林林总总者如故也，使稍矜贵者，吾恐周余孑遗之诗，早实见于今日矣。然此犹在无外竞之时代为然耳。自今以往，十数国之饥鹰饿虎，张牙舞爪，呐喊蹴踏，以人我闼而择我肉，数年数十年后，能使我如埃及然，将口中未下咽之饭，挖而献之，犹不足以偿债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礼于他族之膝下，乃仅得半腹之饱。不知爱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国民一念及此，当能信吾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者之非过言矣，而二者吉凶去从之间，我国民其何择焉！其何择焉！昔日本维新主动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阴者，尝语其徒曰，“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阴，日本长门藩士，以抗幕府被逮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皆其门下士也。今日中国之弊，视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数倍焉，而国中号称有志之士，舍松阴所谓最大下策者，无敢思之，无敢道之，无敢行之，吾又乌知其前途所终极也。
　　虽然，破坏亦岂易言哉？玛志尼曰：“破坏也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
　　使为破坏而破坏者，则何取乎破坏，且亦将井破坏之业而不能就也。”吾请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骚不平之气，小有才而未闻道，取天下之事事物物，不论精粗美恶，欲一举而碎之灭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寻至自起楼而自烧弃，自莳花而自斩刈，嚣嚣然号于众曰，吾能割舍也，吾能决断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坏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为也。孔明挥泪于街亭，子胥泣血于关塞，彼岂忍死其友而遗其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