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
　　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
　　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
　　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
　　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
　　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
　　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
　　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
　　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76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
　　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
　　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
　　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
　　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
　　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
　　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
　　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
　　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
　　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
　　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
　　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
　　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
　　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
　　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
　　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
　　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
　　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
　　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
　　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
　　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
　　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
　　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
　　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
　　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
　　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
　　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
　　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
　　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