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
　　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
　　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
　　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
　　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
　　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
　　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
　　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
　　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
　　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
　　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
　　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
　　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
　　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
　　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
　　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
　　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
　　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
　　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
　　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
　　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
　　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
　　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
　　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
　　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
　　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
　　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
　　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
　　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
　　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
　　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
　　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
　　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
　　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