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十一讲 文学的倾向(下)(1)

  写实主义:十九世纪的中叶,世界又改变了样子:政治上,中等阶级代替了贵族执有政权。学问上,科学成了解决宇宙之谜的总钥匙。社会上,资本家与劳动者成了仇敌。宗教上,旧的势力已消失殆尽,新的信仰也没有成立。惊人的学说日有所闻,新的发明日进一日;今天有所发明,明日便有许多失业的工人。这个世界人人在惊疑变动之中,正如左拉的僧人弗劳孟对宗教、科学、哲学、道德、正义,都起了疑惑,而不知所从。这样的人一睁眼便看到了社会,那只供人消遣的文艺不足以再满足他们。他们生在社会上,他们便要解决社会问题,至少也要写社会的实况。他们的社会不复是几个人操持一切,不复是僧侣握着人们的灵魂。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人们得到了解放的学说与求自由的启示,并不知道这个新的思潮将有什么结果。到了现在,政治虽然改革了,而自由还是没有充分的实现,浪漫派的运动者得有自由的启示,用想象充分表现自我;现在,这个梦境过去了,人们开始看现实与社会。他们所看到的有美也有丑,有明也有暗,有道德也有兽欲。这丑的暗的与兽欲也正是应该注意的,应该解决的。那选择自然之中美点而使自然更美的说法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看见了缺欠,不是用美来掩饰住它,而以这缺欠为最值得写的一点。他们至小的志愿是要写点当代的实况。那完美无疵的美人,那勇武俊美的青年贵族,不能再使他们感觉兴趣。他们所要的不是谁与谁发生恋爱和怎样的相爱,而是为什么男女必定相求,这里便不是恋爱神圣了,而是性的丑恶也显露出来。他们不问谁代替了谁执了政权,而问为什么要这样的政治。这是科学万能时代的态度。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法国的巴尔扎克(Balzac1779—1850)与福禄贝(Flaubert1821—1880)①等。巴尔扎克创立写实主义,他最注重的是真实,他的作品便取材于日常生活及普通的情感。他的人物是——与浪漫作品不时——现代的男女活动于现代的世界,他的天才叫他描写不美与恶劣的人物事实比好的与鲜明的更为得力。福禄贝是个大写实者,同时也是个浪漫的写家,但是,他的写实作品影响于法国的文艺极大,他的《包娃荔夫人》(MadameBovary)②是写实的杰作,佐拉(Zola)③,都德(Daudet)④,莫泊桑(Maupassant)⑤等都是他的信徒。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毫无顾忌的写实,写日常的生活,不替贵族伟人吹嘘;写社会的罪恶,不论怎样的黑暗丑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出,人们好象机器,受着命运支配,无论怎样也逃不出那天然律。他们的好人与恶人不是一种代表人物,而是真的人;那就是说,好人也有坏处,坏人也有好处,正如杜思妥亦夫斯基(Dostoevsky)说:“大概的说,就是坏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直爽而简单的多。”(The Brothers Karamazoff)②这种以深刻的观察而依实描写,英国的写家虽然有意于此,但终不免浪漫的气习,象迭更斯那样的天才与经验,终不免用想象破坏了真实。真能写实的,要属于俄国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写家了。
  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看社会。这也是时代精神的鼓动,叫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为生命而艺术。这样,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在文艺上它是更需要天才与深刻观察的,因为它是大胆的揭破黑暗,不求以甜蜜的材料引人入胜,从而它必须有极大的描写力量才足以使人信服。同时,它的缺点也就在用力过猛,而破坏了调和之美。本内特(Arnold Bennett)评论屠格涅夫(Tourgenieff)与杜思妥亦夫斯基说:“屠格涅夫是个伟大艺术家,也是个完全的艺术家。”对于杜思妥亦夫斯基:“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开首,写那老僧人的一幕,他用了最高美的英雄的态度。在英国与法国的散文文艺中没有能与它比较的。我实在不是夸大其词!在杜思妥亦夫斯基之外,俄国文艺中也没有与它相等的。据我看,它只能与《罪恶与惩罚》中的醉翁在酒店述说他的女儿的羞辱相比。这两节是独立无匹的。它们达到了小说家所能及的最高与最可怕的感情。假如写家的名誉在爱美的人们中专凭他的片断的成功,杜思妥亦夫斯基便可以压倒一切写家,假如不是一切诗人。但是不然。杜思妥亦夫斯基的作品——一切作品——都有大毛病。它们最大的毛病是不完全,这个毛病是屠格涅夫与福禄贝所避免的。”(Books Persons)①是的,写实派的写家热心于社会往往忘了他是个艺术家。古典主义的作品是无处忘了美,浪漫主义的往往因好奇而破坏了美,写实主义的是常因求实而不顾形式。况且,写实家要处处真实,因而往往故意的搜求人类的丑恶;他的目的在给人一个完整的图画,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只写了黑暗那方面。我们在佐拉的作品便可看到,他的人物是坏人,强盗,妓女,醉汉,等等;而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与高尚的灵魂,没有一件可喜的事,这是实在的情形吗?还有一层,专看社会,社会既是不完善的,作家便不由的想改造;既想改造,便很容易由冷酷的写真,走入改造的宣传与训诲。这样,作者便由客观的描写改为主观的鼓吹,因而浮浅的感情与哲学搀入作品之中,而失了深刻的感动力,这是很不上算的事。能完全写实而不用刺激的方法,没有一笔离开真实,没有一笔是夸大的,真是不容易的事;俄国的柴霍甫(Tchehkoff)②似乎已做到这一步,但是,他就算绝对的写实家吗?他的态度,据本内特看,是:“我看生命是好的。我不要改变它。我将它照样写下来。”但是,有几个写实家这么驯顺呢?
  严格的说,完全写实是做不到的事。写实家之所以成为写实家,因他能有深刻的观察,与革命的理想,他才能才敢写实;这需要极伟大的天才与思想;有些小才干的便能写个浪漫的故事;象俄国那几个大写实家是全世界上有数的人物。既然写实家必须有天才与思想,他的天才与思想便往往使他飞入浪漫的境界中,使他由客观的变为主观的。杜思妥亦夫斯基的杰作《罪恶与惩罚》,是写实的,但处处故作惊人之笔,使人得到似读侦探小说的刺激。而且这本书中的人物——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中亦然——有几个是很有诗意的;他的人物所负的使命,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明了,而是在他的心目中如此,因为他是极有思想的人,他们便是他的思想的代表者与化身。创造者给他的人物以灵魂与生力,这灵魂与生力多是理想的。反过来说,浪漫派的作品也要基于真实,因为没有真实便不能使人信服,感动。那么,就是说浪漫与写实的分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种类上的,也无所不可吧。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①说:“自然派是死了;只有佐拉还活着,他活着因为他个人的天才——并不是‘自然’的。”(LifeandLiterature)②这是很有见识与趣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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