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 第三讲 中国历代文说(下)(2)

  这种忸怩的论调实在不如司空图的完全以神韵说诗,看:“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二十四诗品·自然》)
  这是何等的境界!不要说什么道什么理了,这“情悟”已经够了。再看: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OE匝坝模卣霸刂梗毡逃朴啤I癯龉乓欤豢墒眨喝月之曙,如气之秋。”(《清奇》)
  这种具体的写出诗境,不比泛讲道德义法强么?他不说诗体怎样,效用怎样;他只说诗的味道有雄浑,有高古等等,完全从神韵方面着眼。这自然不足以说明诗的一切,可是很灵巧的画出许多诗境的图画,叫人深思神往;这比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以作诗为希圣希贤的道途要高尚多少倍呢!
  宋代文说:宋朝词的发达,与白话的应用,都给文学开拓了新的途径;按理说这足以叫文人舍去道义,而创树新说了。可是,事实上作者仍是拿住“道”字不放手;那善于文词的欧阳修还是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道胜,文不难自至”,真有些玄妙。文学是艺术的,怎能因为“道胜”便能成功呢?图画也是艺术的一枝,谁敢说:“道胜,画遂不难而至”呢?
  王安石便说得更妙了:“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耳。”“‘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上人书》)这简截的把辞推开,而所谓文者只是一种有骨无肉的死东西。“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假如这个说法不错,那“心在水精域,衣氚春雨时”便根本不算好诗;因为在水精域里有什么好?衣被春雨氚湿,岂不又须费事去晒干?还是论诗的严羽有些见解:“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只这几句已足压倒一切,这才是对诗有了真正了解!“诗之道在妙悟”,是的;诗是心声,诗人的宇宙是妙悟出来的宇宙;由妙悟而发为吟咏,是心中的狂喜成为音乐。只有这种天才,有这种经验,便能成为好句,所以“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道德与诗是全不相干的。道德既放在一边了,学理呢?学理是求知的,是逻辑的;诗是求感动的,属于心灵的;所以“妙不关于学理”。诗人的真实是经过想象浸洗过的,所以象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由兴趣而想象是诗境的妙悟;这么说诗,诗便是艺术的了。司空图和严羽真是唐宋两代谈文学的光荣。他们是在诗的生命中找出原理,到了不容易说出来的时候——谈艺术往往是不易直接说出来的——他们会指出诗“象”什么,这是真有了解之后,才能这样具体的指示出来。
  宋代还有许多诗话的著作,但是没有象严羽这样切当的,在这里也就不多引用了。
  元明清文说:元代的小说戏曲都很发达,可是对小说戏曲并没有怎么讨论过。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里说:“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至于小说,直至金圣叹才有正式的欣赏宣传。元代文人的论断文学多是从枝节问题上着眼,象陈绎曾的《文筌》与《文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没有讨论到文学的重要问题上去。
  到了明代,论文的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注重格调的,一派是注重文章义法的。在前一派里,无论是论文是论诗,都是厌弃宋人的浅浮,而想复古,象李梦阳的诗宗盛唐,王世贞的“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他们的摹古方法是讲求格调,力求形式上的高古堂皇。李梦阳说:“诗至唐而古调亡矣。然自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文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缶音序》)
  这段议论颇有些道理,末两句把诗与文的界分也说明了一点。设若他专从“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上用工夫,他的作品当然是有可观的;可惜他只在形式上注意,并没有实行自家的理想,所以《四库总目·空同集提要》里说:“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他对于文以载道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道,自道者也;有所为皆非也。”(梦阳《道录序》)又说:“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为词膄,行为道华。”(梦阳《文箴》)根据这个道理,他攻击宋人的“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他不小看“道”,但他决不愿因“道”而破坏了文学。但是,他因此而骂:“宋儒兴,古之文废”,是他一方面攻击宋人,一方面又不敢大胆的去改造;只是一步跨过宋代,而向更古的古董取些形式上的模范;这是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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