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有机的，那就是人和事没有不必要的，人一个顶一个，事一件算一件，字也是一个是一个。假如能够去掉两个人，而无损于剧情，何必多加两个人呢？特别是今天的戏要下乡演出，一大批人马，戏里有五十个人，乐队二十个人，道具用两大车拉，开支大，人家又不好招待，可谓劳民伤财。我们的戏往往是结构松，太长，好多地方可以砍掉。要精练，像古人说的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那样。青年作者，往往怕删改，好容易写出来的又给删掉了！但是，不删掉怎么行呢？删掉不是为叫戏更好些吗？要狠心的删改。要记住，我们的文章是有机的。从一个字，到人，事，景，应当互相汇成一气，成一个单元。这才是艺术品。许多大艺术家也不会写得很快。当然赶任务是另一回事。否则就应当慢慢地磨，慢慢地写。曹禺同志起码要两年才写成一个剧本。当然有人手快，有人手慢，但是不一定要快，更不要草率。
　　第三，关于语言。我们学习语言，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上的话，一是生活中的话。书本上有两种，一是古代的，一是现代的。两种都要学。古代书本上的语言，即使自己不学着写，也应看看。这有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古文古诗有这个好处，真简练。作个作家，对古代的书本的语言，恐怕要稍微看一下，能深入就深入。这样就可以了解我国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若是电影里，话剧里，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就不易听明白了。小说也是这样，句长念起来就费劲。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话总是要写得简明，有时想起一个长句子来，总想法子把它断成两三句。这样容易明白，有民族风格。念古代的语言可以认识到如何简练。旧体诗多数是四言，五言，七言的，九言就很少了。唱词也有九个，十一个或者字数更多的句子，但仍以七言为主。青年往往从现代书本上学语言，这要留些神。现代小说、剧本的语言，并不一定都很精彩，不要说书本上是那样冗长，就可以照样罗嗦。罗嗦总是毛病。我们应当有这么个愿望，写文章一句应当顶十句、八句用。现在作品中有些句子往往模棱两可，怎样解释都可以。因此，首先每一句要让它明确和站得住。看雷锋日记里的话吧，有高度的思想性，充沛的感情，不知道想过多久，才写出这么一句！我们作品中那样的句子就很少。我们念《红楼梦》、《水浒传》，为什么拿起来老不想放下，不仅是因为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它的语言也能随时给我们以喜悦，随时提高我们的欣赏力，叫人爱不释手。假如《红楼梦》的语言每三回才有一句好的，这部书准没有那么多人爱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语言要能让人喜悦、愉快。文学作品为什么会美呢？这不仅因景写得好，人物有性格，事件有意义，同时还有语言的美。我们写完作品，最好朗诵一遍或几遍。话剧总要说些简练明白的话，人家才能马上听懂。小说可以多用些辞藻，句子也满可以长点。但是，自己必须念念，假如自己都觉得别扭，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这很要紧，否则民族风格就不容易突出。有时自己觉得这两个字很形象，以为别人看了也会觉得如此，不一定！念出来就可以知道了。要说明白话，有力量的话，有思想，有感情，叫人拍案叫绝，使人吓一跳。这并不是完全在于辞藻，当然也不必一概反对辞藻。特别是今天文艺为农民服务，道理要讲得深，文字可越浅显越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记住，写篇文章，总要有好的句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么多年前说的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引用，他们是那么有远见，他们的话是传之不朽的。英国人动不动就爱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语言。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抱负，让我们写出的句子，有长久的生命力。诗人更应当创造这样的句子，“诗”即创造的意思。小说、散文作家也应如此。文艺是要争奇斗胜的，内容，思想感情要好，文字上也要显示出自己的风格来，不是人云亦云的，老老实实的。做人应当老老实实；写文章不应当老实；要锐利，有风格，有力量。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创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怎么创造？话就是这些话，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这要求我们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写作的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熟悉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才能按时间、地点、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么一个字，一句话。这也正是写作的难处。特别是剧本，一开场人物就出来了，没有介绍开口就说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要很好地斟酌。一句话对了，比十句话还好。甚至一个字“哼”、“哈”，有时比写出一句话还好。语言要有呼应，前面说过的话后面一定要照顾到；要有波澜，可以从各方面来写，一句话有几种说法，不应该老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若老是平铺直叙，没有风趣，就难精彩。须想出一针见血，解决问题的话。语言写得好坏，是最足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功夫的。要在最简单的话里显出本事。使用语言，要因人、因地精密选择。记得有一位朋友写一篇东西，男的喝了酒回去，太太不满意，说：“又喝了猫尿啦！”如果是她发了脾气，这就用对了。但从剧情来看，她并没有给他很大的谴责，只是一个轻微的责备。那就应该说：“你又喝了两盅吧？”如果说喝了“猫尿”，那该是发脾气，拍桌子，要打起来了。大概是这位作者听到北方农村有把酒叫“猫尿”的，就视为珍宝，非用上不可，结果却用得不是地方。作品的语言要丰富，但勿乱用，要审慎选择。下乡学到的话，要考虑怎么用，让人听起来很顺畅合适。这套功夫很不容易，得认真地练，这是基本功，非掌握不可。我建议写小说的人也写写诗，写写剧本。不写诗，就不知道什么叫简练；不写剧本，就不容易知道什么叫做结构精密。作家是要懂得这些和有这种本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载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学》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