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没有时间预备一篇写好的稿子①，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先从演员自己写稿子这个问题来谈一谈吧！这一次会演里边，有不少位代表，都演唱了自己写的作品，而且多数写的很好。这是一件应当祝贺的事情！因为说唱文艺没法子繁荣，假如没有新的作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应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而且呢，曲艺都产生在各地方：广东的、福建的、河北的、山东的……。我们要是自己来写稿子，那就特别的亲切，因为人、地方、用的语言、说唱形式，都是一致的。譬如我讲一件北京的事情，用我的北京话、北京调子、北京人、北京的背景，这就显得特别的亲切，就非常容易收到更大的宣传的效果。
　　这次大家自己写稿子，必定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在前几年，有的作家和学习写作的青年们，都不大看得起曲艺。他们认为要写一本小说，就能成为作家，钱也拿的多，不久可以做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利双收。或者写一本话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重视通俗文艺。现在我们自己来写啦，我们的稿子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啦，他们要想一想了。党和政府重视我们的工作。写东西不在大不大。你写一本话剧，我写一百句鼓词，要是好呢，价值是一个样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因为我们这一百句，你那个四幕戏五万多字，就一定比我们好。金子比西瓜块小，可是比西瓜值钱多了。
　　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以前我们自己不敢写，有自卑感。觉得“哟！让我唱一段吗，我倒满行，拿起笔来就写，一定挺难！”现在啊，我们自己写了，而且写的不错，这是真叫我们高兴，有了信心！我们自信，我们就能提高。我们这次能够自己写东西，就带动了大家，叫大家认识曲艺是人民所需要的，应当注意，应当大家写；同时，我们艺人自己也写了，把自己提高了一步。自己不拿笔，不会知道里边的困难与怎么样提高。写出来一次，你就有了信心，就会越写越好的。
　　因此我们就应提到作家跟演员们的关系。在解放后，以北京来说，有一些作家的确是对写说唱文学有贡献的。但是这个力量很不够。尽管是不够，可是在今天这个会上，就可以看见：这里有几位作家，和布置我们这个会的、管理会务的，就有当日那一批青年。他们现在都差不多可以算是专家了。他们都经常来创作说唱的文学。这一些个人都是解放后五一年哪、五二年哪，培养出来的。可见只要演员跟作家能够打成一片，他会发生很好的作用的。我们闭会后回去，应当在各地方推动作家，特别是青年，慢慢地各处就有了基本的干部。会写一些，跟我们说得来，了解我们，就扩大了我们的队伍。那个时候（刚解放）力量不够，是因为有些个作家对曲艺不太关心。今天呢，我们自己开头写了，这是破除迷信。自己动手写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因此就不要了作家。人越多越好。
　　拿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曲艺段子作家写的有缺点：第一技巧差，因为不熟悉曲子怎么唱，需要多少个字一句，音节如何，怎么合辙押韵。对这些个作家是外行。他们文字不一定都通俗，往往有些学生腔。一段鼓词或一段相声，有不少学生腔，就不好办。作家的生活也许不够；那么，演员们自己来写，就可以校正这些弊病。因为我们掌握形式，我们这个语言又是从民间来的，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因为经常跟人民接触。不过，我们演员自己写的，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有文化的演员，应该有靠自己的雄心。这就是跃进嘛！但是同时也应当争取跟作家合作。我想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要认为从此我们就要只靠自己，作家帮忙不帮忙不要紧。还是要合起来大家搞，人多势众，就力量大啊！我总觉得双方合作是个好办法。在我的经验里，作家写完了，由演员来给加工，有时加得很好，有时加得不很好；反过来说，演员们写的，由作家给加工，也有加的很好的，也有加的很坏的。这就应当注意到作家跟演员的关系了。譬如说吧，一个作家写的也许内容空洞一点，但是政策掌握的好。也许他没有足够的生活，但是文字来的很方便；反之，演员写的往往因有生活而把这个事那个事都写进去。所以作家与演员合作就能截长补短。一个虽然生活也许不够，可是政策掌握的好，能看出问题来；一个生活很丰富，但写得不集中，东一句西一句，还有时候可能犯点政治上的错误。所以双方面在一道来搞，大家协作，是妥当的办法。以前我们做的不很好，我们应作进一步的团结。那就是说，两方面都要相互尊重。你写完了让我帮忙，我写完了让你帮忙，都应尊重对方，认真考虑，毫不客气。两个人要大辩论。两个人争辩不清，可以请别人参加。我觉得这样好。不应轻易让步。这是为人民写的，连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作家写的文雅一点，因为他会作诗呀。可是他一耍笔调，就容易脱离了群众。语言不是群众所熟悉的，群众就不大接受。所以应让演员给加工。可是演员有时候就说这不行，又有学生腔，又不合辙押韵，拿走吧！我就碰过这个钉子。当然，这位作家大概不能很高兴。有时候，演员要给作家改稿子，一看这句是学生腔或新名词不好唱，好了，就随便改上“说端详”啊、“面前存”啊、“马能行”啊，作家就不高兴了。作家想：文章要字通了，马就是马，什么是“马能行”呢？但是，演员们熟悉这一套旧词儿，也好唱，就给人家这样改了。作家就生气。这是双方都没有好好研究。闹了脾气，彼此越来越不团结了。所以双方都应当辩论：我这句太文了，不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咱们改嘛！但是，二哥，我可不要你这个“马走战”。你这么改不行，要商议商议看，看看有没有既比我这个学生腔好，又比你这个“马走战”好的呢？这样子合作就有好的结果。作家对演员写的也是这样，演员写的本来很合辙押韵，很通俗，作家却给改的别别扭扭，唱起来难懂。所以双方必得辩论。这种关系不限于演员跟作家，也适于演员跟群众，因为现在群众正在大量地创作。我们下乡下厂，不一定遇见一个作家，但是很可能遇见许多正在那儿创作的群众。那就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写，大家也给我们写。彼此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你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或者我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需要大家进行辩论，拿这个真当成一件要事看待。在前几年在北京有过一个高潮，新曲艺创作的很多。后来呢，又来了个低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词儿没写好。写的本来空洞，又加上“马能行”等就更空洞了。所以群众就不愿意听了。我们要矫正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拿出好作品去。我们写打苍蝇，也要把它写好，打蚊子的也写好。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了。双方面就去掉了主观，双方面都不要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