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写了六出旧戏，十段大鼓词，一篇旧型的小说，和几只小曲。在流亡的十个月中，并未能用全力写作通俗文艺；成绩不多，也不好。
　　成绩不多，与不好，并非完全因为忙着赶写别项东西，而只能抽暇带手儿写点通俗的作品，不是！所以不多不好者，倒是因为写不出，写不成样子。
　　通俗文艺并不怎么好写。这绝对不是自高身价，先说它难，然后借以证明自己多才多艺。十几年来在文艺上，只抱着学习的态度。多读一些，多得一些益处，多写一点，多得一点经验。自知天才不高，故决定以学习的态度从事创作，以求进益。对通俗文艺，仍抱定这态度；从学习的经验中，我觉得它不容易写。
　　最初它给我的痛苦，是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写惯了新文艺的，越敢自由，便越见胆气与笔力；新文艺所要争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内容也就力斥陈腐，要拿出争取自由的热诚与英姿来。赤足已惯，现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旧样子的不合脚的鞋，怎受得了呢？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
　　工作上的别扭吊起心理上的不安。为什么要纳气下心的写这种玩艺儿呢？抗战高于一切，不错；可是牺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这么一想，有时候便把写成的几句扯碎。
　　这工作上与心理上的痛苦若不能减除，继续写作此种作品是不可能的。慢慢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你要鼓书，他要旧剧。这是种鼓励。因着鼓励而感到牺牲是必要的。从新文艺的进展上看，我当前进；从抗战宣传上看，我当后退。那么，这就看有无在抗战上尽些力的热诚了。在这个时候，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什么前进与后退，而应当把出力与实用放在最前面。在今天，假如非我去给士兵们擦枪，枪便不好使，难道我就因写小说而拒绝擦枪的工作么？那么，我既懂得一些写通俗文艺的方法，而且确实有不少读众，为什么不努力于此呢？这么一想我心中不难过了。同时也就想到：有些人以为提倡通俗文艺便是要全盘的以通俗文艺代替新文艺？这是神经过敏。在我的心理上，和工作上，我一定没有抛弃了新文艺的意思，也没有以鼓词旧剧阻止新文艺发展的恶念。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此外别无企图。我自己是这样，大概别人也不会有什么野心。消极的这么解说明白了，就该积极的有写作的热诚；抱着宁肯牺牲了自己的趣味，暂时离开文艺的正轨的态度，而去自找苦吃；自己吃点苦，而民众得以读到一些可以懂得的新东西，便一定不是乖谬之举。
　　由心理上的犹疑，进而为对于工作的认识，由精神上的痛苦，进而为对工作的热心，有如上述。这才走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也并不顺利。
　　既已认清这不是故意阻碍新文艺的发展，当然便须拿通俗文艺当作一回正事去作了。困难于是又来到：通俗文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即在今日，民间还有许多传说，也是关于刘关张与赵子龙等人的，虽不见于“三国”，而民间总以为必在“三国”中有根据。这些传说，虽然是口传的；若从民众口中写录下来，便绝不会象“三国”那么之乎者也的乱转文。论其含蕴，无论在思想上与故事上，也都比“三国”更俗浅，更合乎民间的逻辑与脾味。这样，“三国”的威风实在是由比它本身更通俗的许多有效的方法给维持着；而不是它自己果有惊人的本领。
　　同样，我们若去检读风行于都市中的鼓词与剧本，我们便能见到许多精巧文雅的作品，与乡间通行的玩艺儿大不相同。同是《铡美案》，而《铡美案》与《铡美案》之间有个距离，正如口中的“三国”与纸上的“三国”有个距离。《施公案》与《彭公案》可以算作道地通俗作品了，因为口讲的与笔述的在故事上虽繁简不同，可是思想与“作风”都差不多，简直没有什么距离。但是，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到街头来卖艺；他们的讲法与《施公案》原文，和一般的说书者的评讲，都显然不同。他们不大讲那一般以为最有号召力的节目，如《攻打凤凰山》等大块的书，而专找冷段子，去详细的述说人物的心理与地方的景色。他们不愧是供奉，讲述的手段有时候简直逼近新小说了。于此，这找不出距离的东西，也到底还有距离。
　　那么，看到这距离之后，我们应当怎办呢？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决定通俗与不通俗呢？
　　由前边所举的几个实例，我们看出来：（一）通俗文艺未必俗浅，可是这不俗的通俗文艺须仗着口头说或唱替它尽力推广。（二）因听众的程度不同，歌词与评话也就不同，虽都在通俗之中，而有雅俚之分；其雅者每每比新文艺更尚词藻。（三）听众的程度高，便能欣赏细腻的形容；而越通俗便越粗枝大叶。
　　假若这三点没有看错，那就好去决定了：我们一定是要写最通俗的东西，象口头讲的“三国”，象乡间的《铡美案》，象街头的《施公案》。我们很难把通俗文艺与非通俗文艺的界限划清，我们只能就通行的领域大小而定去取。我们决不肯只为有闲阶级去模制些雅词艳曲，如《闻铃》与《焚稿》等等；我们要作普遍的宣传。对下层社会的宣传。
　　当你因一时开心，随便写写鼓词，你或者并不觉得困难。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写出《舌战群儒》与《黛玉焚稿》那样的东西。及至你看到了，为抗战宣传而写作的东西须横要宽，竖要深，完全以老百姓为对象，你就不那么轻率与轻松了。你才知道这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