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组织，正和别的民众抗敌团体一样，至少要表现：（一）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二）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尽心力。团结出于热诚，热诚产生工作，工作才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表现。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